日本科技政策发展对我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启示..doc

日本科技政策发展对我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启示 日本的科技政策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不断地变化中茁壮成长，并推动着日本的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走过了一段令世人瞩目的历程。在这段历程中，其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始终伴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着调整与完善，并逐渐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障，从而更好的调动国家的科技资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总的来说，日本的科技政策演变经历了从单纯的“吸收型”的科技发展战略到自主开发走上科技创新道路的一个过程。 我国在建国后的60多年里，由于受国内外环境的改变，针对科技发展的政策也相应地做了几次调整。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实施的科技政策主要针对的是重工业和国防事业所需要的尖端科技，到了70年代中期，与国防事业相关的科技、航天、导弹、核能在某些方面已经“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其他方面的科技力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总体科技水平不高。随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国家工作重点转为经济建设。于是，促进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成了制定科技政策的主要目标，制定了以“依靠”、“面向”、“攀高峰”为基本内容的战略方针。该战略虽然明确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我国还没完全建立起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运行机制，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率很有限。其二，我国的教育事业不完善，生产者的素质普遍较低，并且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较低，这导致了我国综合国力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我国要想在21世纪能够赶超发达国家的水平，必须加强教育，培养科技人才，这样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的发展，从而推动国力的发展。基于此，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要把科技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5年5月在全国第三次科学大会上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中，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它强调“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科教兴国”战略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全面贯彻和落实，是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必经之路。 随着我国科技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抢占国际科技和军事的制高点、推动经济快速的发展、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不大；对于基础研究的研发成果较少，还是较为重视应用研究；科技管理机构还不够成熟，尚没有完善的最高决策机构，需要进一步促进国际间的科技合作交流。 本文通过对日本科技政策发展的综合梳理和分析，借鉴日本制定科技政策的有益方面，根据日本政治历史演变进程下的科技政策，建议我国在制定科技政策方面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使企业真正发挥其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需协调发展；强化政府对科技活动管理，科技政策的实施需约束在法律框架之内；互利共赢地开展国际间的科技合作。 第一节 使企业真正发挥“技术创新主体”作用 企业熟悉市场，了解技术特征。在明确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后，能有效整合产、学、研的力量，从而能够加快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自经济自由化开始，日本政府就很少地去涉足竞争性的行业，让企业来担当市场竞争的角色。企业的创新主体在日本的“产学官”合作模式中，地位十分显著。企业不仅自行地设立研究中心去开展自主研发，还可通过委托项目以及购买科研成果的方式去推动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研发，从而主导着整个科研体系的运行。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接近3%，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企业，而政府的投入不会超过20%。 我国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也与日本类同，同样是依靠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1]。但在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突出强调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之前，创新主力属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由国家拨款、立项，科研机构和大学去承担研究工作，研发成果也是由政府无偿地提供给国企进行开发与应用。但是科研机构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缺乏自发创新的活力，再加上研究者的工作性质，科研一般局限在科研系统内部进行，带有自身的行政色彩。加之无需参与市场竞争，便很难与企业产生交集，从导致了产生创新成果与应用的脱节现象，在实际上造成了创新成果的浪费。 在“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主体”提出后，科技计划资金的流向由过去主要流向高校和科研院所，转为主要流向企业。让企业成为承担科技计划的主体，并由企业牵头组织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团队，承担科技计划任务。国家加大了对企业研发的资金投入，并鼓励企业设立自己的研发机构，敦促企业自主研发。我们可以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