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及张掖郡治变迁问题的初探..doc

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及张掖郡治变迁问题的初探 作者单位：张掖师专 作者：周定国 来源：张掖市史志办 发布时间：2010/3/22 15:06:39 河西走廊从黄河以西起，至玉门关，全长两千余公里，是一条东西狭长，南北开阔的自然区域。走廊的南侧是青藏高原，地势高峻，气候寒冷，交通极为不便,北侧是沙漠戈壁，水草分布不均，跋涉困难，也不便于东西民族的迁徙交往。唯独走廊地区，地势平坦，有充足的水草，可耕可牧，为行人迁徙、停住提供了方便，因此，从很早的时候起，河西地区就成了多民族的活动集散地。 汉初，西北疆界仅止于故塞(秦昭襄王长城)，故塞西北、黄河以东南地区被匈奴占据。汉武帝元光年间(前134年)，随着国力强盛，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率大军两次击败匈奴，匈奴头目降汉，汉王朝控制了河西地区。元狩四年(前119年)霍去病和卫青一道打败匈奴主力，匈奴远遁，河西走廊归属汉王朝统治。为进一步开疆拓土，打通中西亚奠定了基础。 河西走廊归属汉王朝后，汉武帝在黄河以南地区设立五“属国”，即陇西(今临洮南)、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上郡(今陕西榆林南)、朔方(今蒙古)、云中(今内蒙托克附近)，安置匈奴部族。千里河西几乎成了人烟稀少的空白地域，为了巩固西征成果，汉王朝陆续设置河西四郡，移民屯田实边，巩固其地方政权，这是河西建郡的起由。 河西设郡，孰先孰后，设于何时?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悬案。这主要是《汉书·武帝记》以为“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来降，遂以其置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乃分置张掖、敦煌两郡；《地理志》却载：“太初元年(前104年）开酒泉、张掖，四年开武威，后元元年(前88年)乃分酒泉置敦煌”。对这一矛盾的记载，早期的《汉书》注家未曾触及。直至司马光才提出这个问题。可是他并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只是取《武帝记》的记载，作为局部修正，“以酒泉郡置于元鼎二年，武威稍后”了事?从此，河西置郡年代，大部以《纪》为正，以《志》为误，数百年来，问题实际上没解决。 从清代以来专论和兼论这个问题的人不少。当代注意的人就更多了。仅兰州地区的刊物这几年就有四、五篇文章论述这一问题，可见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尤其这个问题在当前还有很大的现实性，如将定稿出版的《张掖地区志》的历史沿革部分，要明确张掖郡始设年代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历史学范围的问题，还可从长讨论，编修地方志，则迫不及待。 酒泉郡始设年代，主要有元狩二年、元鼎二年、元鼎六年、元封六年、元封三年。张掖设郡有元鼎六年、太和元年、太初三年，敦煌郡始设有元鼎六年，元封四、五、六年，太初二年、天汉三年、后元元年。二年。武威郡始设有元狩二年、元鼎六年、太和四年以及元凤、本始、地节、神爵等，说明分歧之大。诸如武威郡始设年代，从元狩二年(前i21年)到神爵元年(前611年)中间相距60年。从这些分歧的说法中，我们也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王宗维教授认为：“引起问题分歧，是从《汉书·武帝纪》和《地理志》的记载，如果仅仅从这两条记载中探求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就十分困难，而且得不出圆满的结果。为了得出一个圆满的结果，《汉书》当然是第一手资料应可信。但是《汉书》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史记》，特别是本题所涉及的内容《史记》更原始，可靠性更大。把这两本书再同汉代简文作比较，书是根据官方文书档案或者作者亲自考察的资料写成的，汉简则不一定全是朝廷文书；有的是地方事务性的记载，未经过别人抄改，因而更真实”。我们对于有关地方历史方面的资料必须正确选择运用。资料越丰富，情况就越明，解决问题的件就越好，为了进一步探讨，再列举一些论证的资料来： 在四十年代，张维华先生(山东大学)《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一文中。从《武帝纪》、《地理志》以外的《史纪》、《汉书》有关记载出发，综合考察河西置郡的经过，断言：“《汉书》武纪，地志的说法都存在问题”，认为“四郡之中酒泉最先置，武威最后，张掖、敦煌武纪可从”。这一卓识打破了河西四郡建置年代囿于《武帝纪》的僵局，虽然在设郡的具体时间上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在设郡的顺序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的认识。 劳干先生利用30年代所获居延汉简，参考其他文献，从另一个方面寻求四郡设置年代的正确答案，根据汉简的有关记载，他的推断是：“武威建郡当在元凤三年(前78年)十月之后；地节三年(前67年)五月张敞视事山阳郡之前，至于酒泉、敦煌、张掖、主张仍从《武帝记》”。 60年代初，陈梦家先生更进一步将史汉文献资料和汉简所载有关史料进行全面的排比分析；认为：“上元狩二年下及神爵元年(前61年)，乃武威置郡以后，《史记》的记载有其一致性，四郡建置主要应以《史记》为据，不能受《汉书·武帝记》的支配”。他的结论是酒泉、张掖应同置于元鼎六年(前1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