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张文木..doc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一）2011-03-31 　　内容提要：本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帝国的兴衰追踪分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结论的变化，认为汤因比的学术生涯始终贯穿政治，其学术研究肩负着英国的“特别文化使命”，是为英国外交利益服务的。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者，同时也是被剥夺者：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联手苏联的变相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开始报复美国，用“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和拖垮美国；与此同时还要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使英国“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这些外交目的潜藏于汤因比历史研究之中且依稀可察。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是比较圆熟的。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而我们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做好准备。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是当代影响较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比较能代表汤因比学术思想的作品是他于1934～1961年间陆续出版的12卷长篇着作《历史研究》、1952～1954年主编、出版的11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1]和分别于1972年和1973年两次在伦敦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的对话以及在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展望21世纪》。笔者认为，贯穿汤因比史学研究的不主要是学术而是英国的外交战略。 　　一、帝国时代的英国传统外交及其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缘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这两部多卷本巨着出版分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段。[2]在这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英帝国先后经历了存在、在战争中消耗和战后解体三个阶段。英国这瞬间大起大落的国运变迁不能不影响此间的英国意识形态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结论。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欧洲各国国力，同时也加速了美国和苏联的崛起，这使欧洲各国政府意识到其世界殖民霸权的危机，危机感使它们开始注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将意识形态输出列入国家外交战略目标，“心理战”的提法此间也为学界普遍接受。[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并表示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4]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fo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5]成立，负责推进英国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6]。此后，对外文化推广从自发的民间行为被纳入为配合英国外交目标而开展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国家行为。1940年英国政府将“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直接更名为“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这个委员会表面上看是一个独立运行的民间机构，但它是“一个政策性十分强的机构，其工作重点及使用资金和援助的方向完全取决于英外交政策的取向”[7]。为了加强引导，1943年底，英国外交部内设“英国文化委员会事务科”1945年，第二次大战即将结束，为了加强战后舆论战的准备，英国外交部将该科升格为“对外文化关系司”。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后，将英语传播“置于文化外交的优先地位”[8]。似乎不是巧合，也就在“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年（1934年），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开始断断续续出版。 　　（二）汤因比开始写作《历史研究》时英国面临的世界形势 　　汤因比在从事这多卷本着作的前6卷写作时，英国仍保留着世界帝国的大国地位，那时的世界体系是由欧洲人而非美国人确立和主导的。关于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正确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9]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这时的美国还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其国力已在希特勒德国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此间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