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明朝中后期度僧制度的转变--李文达着..doc

浅论明朝中后期度僧制度的转变 所谓度僧，就是封建国家承认并确定合乎条件的出家者为僧人的资格和身分。唐代以后，度僧以发放度牒为标志，度牒成为证明僧人身份的官方凭证。明朝沿袭前代，同样实行度牒度僧的制度。这种制度，将认定僧人身份的权力归于国家，国家通过发放僧牒的方式控制出家者的数量，进而对佛教实施控制和管理。 洪武时期，朱元璋制定一系列措施对明初的僧人队伍进行了全面地整顿，并制订了明朝在度僧政策方面的“祖制”。具体到度僧的方式上，明代承袭唐宋试经剃度的办法，通过各地僧司主持考试经业，合格者发放度牒，不合格者淘汰为民。这就是明初制定的试经度僧制度。此制度形成后，历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四朝，大致奉行。正统以后，由于后宫崇佛势力大为泛滥，度牒发放通过各种非制度化的途径迅速增加，使得试经度僧制度遭受到极大的挑战，到成化、正德时期形成基本废弛局面。同时，景泰时期开始的鬻牒制度逐渐成为明朝中后期度僧的主要方式。嘉靖中叶以后，度牒基本出卖，成为朝廷财政收入常规项目。从明朝初期的严格限制度牒发放，到中期的扩大发放，再到后期的大量出卖度牒，可以看出明朝在度僧政策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明朝中后期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明朝初期的试经度僧制度 明太祖特殊的出身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元末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的失误，故他以前朝为鉴对佛教进行了全面地整顿，其主要意图是从各方面对僧人队伍进行限制和控制。由此，明初严格了度牒制度，并逐步建立了完密的试经度僧制度。 明代正式开始度牒制度是在洪武五年（1372年），是时全国统计共有僧、尼、道士、女冠五万七千二百余人，明太祖下令“皆给度牒”，罢“免丁钱”，并“著为令”[1]（卷七七，洪武五年十二月己亥。P1410）。次年十二月，鉴于僧道“徒众日盛，安坐而食，蠹财好民”，太祖决定对以后请度者加以考试，“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1]（卷八六，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P1524）。同时，因民间多女子出家，规定“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著为令” [1]（卷八六，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P1524）。由于出家有许多特权，度牒又是免费发放，加上考试频繁且宽松，所以出家者迅速增加，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礼部奏准“三年一次出给度牒，且严加考试，庶革其弊”[1]（卷一六七，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癸亥。P2563）。虽然规定三年一次出给度牒，但此后一直到永乐前期，明王朝皆实行四年一度僧。不过，遁入佛教者还是太多。为了进一步限制出家，太祖规定，“不许军、匠、灶、站、违碍之人出家”[2]（卷一一四，宣德九年十一月癸卯。P2575）。洪武二十年八月，太祖对出家者又做了年龄限制，“诏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年二十以下来请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1]（卷一八四，洪武二十八年壬申.P2771）禁止成年人出家，显然出于对男丁出家减少社会劳动力的考虑。三年试事、廉洁无过，都为了增加其难度，考量其是否认真。 建文年间，惠帝令“年未五十者，不许为尼及女冠”[3](卷二三四，《释教》。P976）又提高了妇女的出家年龄限制。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成祖命“榜谕天下”：“今后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许陈告，有司行邻里保勘无碍，然后得投寺、观，从师受业；俟五年后诸经习熟，然后赴僧录、道录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予度牒，不通者罢还为民。若童子与父母不愿，及有祖父母、父母无他子孙侍养者，皆不许出家。”[4]（卷二○五，永乐十六年十月癸卯.P2109）成祖进一步细化了对出家年龄范围的限制，并强调出家须得邻里担保、父母允许和对长辈的赡养做出安顿等规定。山东唐赛儿起义被镇压后，明成祖害怕逃脱的唐赛儿混入尼、道中竟下令全国尼姑还俗，此后禁止妇女出家。至此，明初的度僧制度，由太祖初建，经过成祖补充和完善，基本确立。 由上可见，明朝初期建立的度僧制度极其严格同时也相当完密。国家通过这套制度掌控了出家者的性别、年龄、家庭出身及佛学水平等情况，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对佛教的控制和管理。这一制度为明代前期、中期度僧时所遵循和沿用，称之为试经度僧制度。 二、明朝中后期的鬻牒度僧制度 明朝以前，僧人作为方外之人，虽享有不纳税、不服劳役等特权，但是国家在给出家人发放度牒的时候，往往要收取一定的“免丁钱”作为补偿。至洪武五年，太祖“诏罢免丁钱”，“著为令”[1]（卷七七。P1410），所以明朝前期的度牒是免费发放的。但是明代中期以后，先是由于皇室崇信佛道大量度僧，不断地挑战试经制度，再加上度牒管理中的贿赂腐败，度牒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问题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明朝政府为了筹集资金缓解危机，开始鬻牒度僧，这样明初建立的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