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词语言表意技巧现代意义探析[精选].doc

判词语言表意模式的现代意义探析 我国历代判词语言源远流长，自西周至清代，经几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它独具特色的语言表意体系。对于判词语言表意模式进行分析探究，揭示其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将会对现代司法、执法语言运用的整体环境以及司法文书制作水平的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性与楷模性作用。 语言无论在何时何地它都是一种载体，判词语言它只能是判词内容表情达意的工具；也就是说，判词语言表意的问题，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本身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容的问题。本来嘛，形式与内容就是不可分离割裂的，它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探讨它们对现代判决书表述水平提升的积极意义，不能拘泥于语言本体的范畴。为叙述方便，本文将“现代意义”简单归纳为三性——人文性、博识性、文学性，分别以唐判、宋判和清判为例论说。 一 唐代判词语言表意模式的现代意义——以白居易判词为例 （-）表意模式 唐判均为骈体判，主要有张鷟的《龙筋风髓判》，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判词集，白居易收在《白氏长庆集》中的《百道判》，无名氏的《文明判集残卷》，《文苑英华》收录有五十卷一千多道判词。我们选取白居易判词为例，说明唐判的语言表意大体模式。白居易判词语言表意模式，是唐代乃至后世骈判的范式——它依照骈体文的要求却并不拘泥于这种固化格式；它虽然属于拟判，但却在裁判结果、适用法律之具体准确方面，独树一帜，较之其他骈判自有优长之处；它的语言表意技巧也是它们中的佼佼者，是中国判词语言史上一个阶段性的标志。白判收在《白氏长庆集》第六十六、六十七卷，共一百零一道，故称《百道判》无论在当时抑或后世都是文人学子借鉴学习的楷模。 白氏表意模式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博雅畅晓、句式灵活、注重实用、断语明确。尽管白居易所拟作的骈体判词，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显示制判者运用法律、法理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评判是非曲直的水平，属拟判。但它在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几成礼部、吏部拔萃科考者的范文。可见，白氏判词表意技巧的魅力。当然，这种魅力不仅是语言运用和文史经学综合的知识功力，更是因为他还是一位有鲜明主张（强调法制作用）的法律思想家。 骈体判用典是其语言表意的一个必备条件，历来的骈体文章（包括一些判词）都以用典为工，用典的目的常常是为了追求文章语言的典雅、文意的委婉曲隐；而白居易在判词中用典却是为了“据事类义，援古证今”，多方说明事理，以证自己判断的合理合法。所以，他的用典总让后人称道不已。明朝人蒋一葵曾赞许道“白乐天甲乙判凡数十条，案经引史，比喻甚明”（《尧山堂偶隽》卷三）。宋人洪迈评价更高，他说：“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援经引史，比喻甚明”。人们看重的是他既较多的使事用典，又能用得自然不雕琢、恰切而不堆砌、晓明而不晦涩，这个赞语，是与同代名家张鷟、王维等人判词比较后的一致共识。他的《出妻不伏判》110个字，使用了10个典故；《卖宅奉葬判》110个字，六处用典；《请子荫罪判》，107个字，使用了8个典故，白氏判词的用典数量不逊于唐代任何一个骈判书写者。但是由于他用典恰切，合于案件的事理、情理，畅晓明白，让人读后不觉其多。 对偶或四六，是骈判句式的必备条件。白氏既用对句又不完全拘泥于这个限定。他为着内容表达的需要，常常有散句夹杂其中，据有学者统计，白氏判词除了四六句外，“还有十七中其他句式”。譬如《部下渔色判》（吾著141-142），句式结构是：四字句-五、四字句-六字句-七、四句-五、六句-六、六句。骈中有散，句式灵活，有益于判断是非分析法理，是判词语言表意更切合司法实际。 （二） 现代意义——人文性 白氏判词语言表意模式的现代意义，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显著的，当是高扬礼法、推崇道德、悯天怜人的人文精神，这是他的人生观、处世观一个体现。一个源自他的法律观念，白居易认为：“治理国家有三个基本的凭藉，即刑、礼、道。三者性质不同，用途各异；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说：‘人之性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则薙（tì剃）之以刑；其嗣也，则莳（shì势）之以礼；其植也，则获之以道。故刑行而后礼立，礼立而后道生。始则失道而后礼，中则失礼而后刑，终则修刑以复礼，修礼以复道。’刑的作用，虽然是在丧失了道和礼的情况下才显示出来，但只要修其刑，即刑罚的制定和运用得乎其当，便可以达到恢复礼和道的目的。所谓‘刑者礼之门，礼者道之根；知其门，守其根，则王化成矣’。它们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都是极其明显的”。另一个则源自他的文学观及其作品创作。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以新乐府的倡导者与杰出的实践者，站在同情百姓的立场，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了大量揭露弊政、抨击权贵、反映人民疾苦的诗歌，他的讽喻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使“执政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他在《轻肥》一诗中，运用对比的方法，写出了在宦官们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