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的演变.docVIP

试论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的演变 1902年，清朝颁布《钦定蒙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和《钦定中学堂章程》，明确规定蒙学堂、寻常小学堂和中学堂都要设置“史学”课程。此事标志“历史终于从经史之学中开始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正式课程，这在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都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1]。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到今年，我国中学历史课程已走过110年的历程。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笔者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粗析其是非得失，试探其演变规律，写成本文，以纪念近代历史课程开设110周年。 继《钦定中学堂章程》之后，1904年，《奏定中学堂章程》颁布。该章程规定，中学历史学科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最后讲欧洲、美洲史；强调中国史“当专讲历代帝王之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2] （p.7）。据此可知，《奏定中学堂章程》实际规定新开设的中学堂历史课程内容体系是与中国传统史学一致的“皇朝—精英史体系”。 按系统论观点，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是历史观点、历史发展战索、历史材料、历史知识（含常识）、历史学习方法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由于上述诸要素都具有多样性和可选择性，这就决定了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也具有多样性和可选择性。1902年，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课程的元年，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元年。在这一年，梁启超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新史学》，学界一般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诞生的标志。虽然中国近代历史课程和中国近代史学同年诞生，但两者的起点却不相同。官办的中学堂继承了传统史学，即“皇朝-精英史体系”的衣钵，而梁启超却高扬“史学革命”大旗，力倡“新史学”。他一方面批判皇朝-精英史学，一方面宣传进化论史学。梁启超认为：新史学是“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的学问”[3] （p.355）。受此启示，当时我国史学界和历史教学界的有识之士积极探索不同于“皇朝-精英史体系”的新的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 1903年，曾鲲化著《中国历史》。该书别树“光辉雄美之新历史旗帜”，力倡“竞争进化之国史”[4]。1904—1906年，夏曾佑编写的《必威体育精装版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分册出版。该书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勾勒中国“物换星移、世事沧桑的历史进化过程”[5] （p.201），初步构建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依据的进化论史学体系。中华民国成立后，进化论史学体系建设大步向前推进。1912年底颁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强调，“历史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事迹，明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2] （p.11）。1929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要求“大抵打破以朝代分界的旧观念，而取一种转移大局的潮流做标准”[2] （p.26）。该课标在“目标”部分列出了体现历史进化观的众多要点，如“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概况”，“研究重要各国政治经济变迁的概况”，“研究各国重要民族学术文化演进的概况，与中国学术文化演进的经过”，“明了近代科学对于物质文明及社会进化的贡献”，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四期[2] （pp.22～26）。而与之配套的高级中学普通科历史暂行课程标准不仅对中国历史如此进行分期，而且将外国史分为先史、上古、中古、近世、现代五个时期[2] （pp.31～35）。至此，进化论史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定型，并成为中国近代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的主流形态。 进化论史学体系虽是中国近代历史课程内容体系的主流，但那时，还有一些历史教师和历史教育研究者在探索其他的课程内容课程体系。在这些体系中，文化史体系和专题史体系值得关注。 1922年，傅运森等编著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特点是“打破朝代和国界的旧习，专从人类文化上演述变迁的情形”[5] （pp.202～203），目的在构建文化史体系的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1923年，《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颁布。这个由徐则陵起草的历史课程纲要，共设116课，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包括中国文化史在内的“世界文化史”，构建了以人类文化发展为主线的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 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陆光宇编写的《新撰初级中学历史教科书》，由总论和分论构成。总论为“历代兴亡述略”，分论为民族史、学术史、宗教史、风俗史、实业史、近代外交史等专题。研究者评论说，该书“优点是各部分专史叙得较清楚，使人一目了然”[5] （p.203）。应该说此书是构建专题史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的一次有益探索。 此外，1923年制定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常乃德起草）构建了中外历史“混合”编制体系。该纲要写道：”中学历史，向分本国史世界史二部。今为使学生明了世界人类生活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