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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的豁免权 【内容摘要】有关亲属是否应该相隐的问题，在我国已经讨论有几千年了。本文再次谈及该问题，并非想为这场无终止的争论划上一个句号，而是想从“亲亲相隐”制度入手，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谈谈目前我国应否在刑事诉讼中设立亲属的作证豁免权。 【关键词】亲亲相隐 豁免权 孝悌 亲属 “亲亲相隐”制度来源于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恥且格。（《论语.为政》）这来源于孔子与叶公的一段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一思想原则亲亲即之间有人犯了罪，可以互相隐瞒，不算包庇罪，不受法律制裁。窝藏、包庇在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里，社会关系极为简单，人民过的是一种“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临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于是家便成了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和生产单位。与此相适应，用以调整家族内部血缘关系的伦理道德，也就成了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和重视的行为规范了。“三代的礼制就是将家族宗法与国家组织直接结合的一套宗法等级制度，而在家族内部，孝道又最被看重。”如孔子在《论语·学而篇》里说过：“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经》则明确宣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其实孝观念在中国产生极早，《尚书·酒诰》云：“肇率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诗经·小雅》亦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报。”《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则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而这种至德要道，便是孝经所要阐述的孝悌之义。但在春秋以前，人们言孝主要侧重于对祖宗尊严的维护和父母物质上的供养。而孔子用仁的思想对古老的孝礼作了补充、修改和发展，强调孝不仅是对父母物质上的“养”，更主要的是发自内心的“敬畏”，从而提高了孝的道德境界。 为了强调孝道，先秦儒家提出了许多孝行标准作为立法、司法的方针，如《孔子家语刑政》：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表现在刑事诉讼方面，即主张“亲亲相隐”。如上文《论语·子路》上所载叶公与孔子的问答，《孟子·尽心上》又载有孟子与其弟子桃应的问答，“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从孔子、孟子的回答看，他们都认为大孝荣父，遗弃天下，虞舜之道，趋将若此。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以闻开始，“亲亲相隐”制度终于变成国家的律文，并经历整个封建社会而不改。《唐律疏议名例》卷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宋刑统例律第六卷亦作了相类似的规定。《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事实上中国历代法律不但鼓励相隐，而且从汉代起，儿子若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处以重刑，更有甚者历代法律还规定司法官员若强迫血亲相证犯罪同样也是犯罪，乃至外族统治的清朝也无一例外地规定子告父、若取告不实，子当处绞刑，若取告属实，子亦受杖一百，徒三年之刑。国民党政府亦继受亲亲相隐这一法律原则且相隐的范围更大。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将相隐的范围扩大至五等以内的血亲，三等以内的姻亲。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制约稳定的生存系统相应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因为如此，斯宾格勒才把道德灵魂当作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符号，黑格尔才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在这样一种视孝道为一切道德规范核心和母体的文化系统内，主张“亲亲相隐”就不能被单纯地认为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手段，而更应该是一种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的方法之一。 二、设立亲属作证豁免权的必要性 泓扬传统美德的要求 由上文可知，“亲亲相隐”制度的建立正是基于我国自古以来的孝观念，而“仁爱孝悌，却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虽然它曾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它是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在中国文化中，“仁”与“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