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生态环境对先秦水井的影响61472;..doc

略论生态环境对先秦水井的影响? 王星光 　　先秦时期，不仅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开端，也是人类社会由低级走向高级，由蒙昧走向文明的渐进时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原始先民在同自然界的实践和斗争中，发明了人工取火、弓箭、石器、农业和水井，这些都是原始先民智慧的结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生存倚赖于和自然的不断发展的相互作用”。[1] 其中，水井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也是人类在环境变化中的历史选择。研究表明：水井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一方面，水井的出现和发展是人们为适应环境变化而做出的适应性反映。另一方面，环境的变化和差异，对先秦水井的发展也产生有很大的影响。 一、环境变迁与水井起源和变化 　　根据迄今所见资料，我国是世界上发明水井最早的地区，埃及在新王国二十王朝（公元前1206——前1070年）时期，还未见有水井的记载。在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中游地区的亚述城邦国家，利用水井是公元前2000年以后的事，而古代印度有水井的记载，是公元前324——前185年的孔雀王朝时期。[2] 尽管学术界很多学者对水井的起源问题进行了诸多因素的探讨，[3] 但是，我们应该把先秦生态环境因素考虑进去，因为生态环境应为先秦水井产生的重要诱导因素之一。 　　在远古时代，长江和黄河流域气候适宜，土质肥美，自然植被极为茂盛，野生动物资源也非常丰富。距今一万三千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全球气候逐渐变暖。距今一万一千年前后，地球出现了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温。到距今一万年左右，气候又逐渐转暖。此后，全球气温开始持续上升，到距今6000年时达到高峰。《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草木畅茂，禽兽繁殖，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史记?封禅书》也记载有：“夏得木德，草木畅茂”。古史传说，正与环境考古相吻合。 　　在全新世中期，中国大地出现了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4] 距今7000年前，长江流域气候湿润温暖，生长着茂密的热带常绿阔叶林，属典型的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5] 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南方环太湖流域，在一定程度上，也孕育着水井产生的因子：首先，原始先民为适应多雨潮湿环境而出现的榫卯木结构干栏式建筑，使他们人积累了开凿和建筑水井的经验；其次，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原始先民无意发现有潜水渗出，从而，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地下水的存在；最后，在长江下游地区，许多遗址周围遍布的河湖水体都与海水直接相连，河湖水位受海潮涨落影响极大，致使河湖水体盐分升高、苦涩，不堪饮用。所以，六七千年前，长江下游的原始居民不得不开始利用人工开挖蓄水坑和水井的方法，以获取清洁卫生的生活用水。在这种情况下，河姆渡人在南方率先开挖出第一口水井。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水井资料来看，长江下游地区浙江余姚河姆渡第二层的木构浅井，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时代最早的水井实例，比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的河南白营龙山文化木构方形深井要早1000多年。[6] 　　在良渚文化初期，气候温暖，水域面积较大，到后来气候由温暖转入干凉，引起水域面积缩小和水位下降，人们除了在早期遗址上继续生活，还向低洼地区发展。太湖、淀山湖、澄湖等多处湖底遗址的发现，就说明当时太湖地区水位降低，水域面积缩小，陆地面积扩大。在江苏吴县澄湖[7]、江阴璜塘與[8]、浙江嘉善新港[9]等遗址发现大量的水井遗址，也说明因水位降低，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用水从附近直接获取已有所不便，故有凿井取水的需要。同时，从该时期太湖流域生态环境变迁中，也可以看出环境变化对水井产生的影响。详细情况见表一。 表一　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生态环境 地质分期 文化期 文化类型 文物 植物 动物 气候 环境 中全新世早、中期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 石刀、石斧、石犁、骨耜、灰陶、网坠、陶猪、木构地面建筑、稻谷 青刚栎栲属枫香、麻栎桑榆漆等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为主的植被类型 猪、狗、水牛、四石象、鹿、亚洲象、扬子鳄、淡水鱼 气候暖湿，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温度2～3℃为气候适宜期 由于气候暖湿，海面抬升至今海面高度，地表低洼处积水形成湖泊、沼泽、堆积泥炭，滨海高潮线附近堆积贝壳砂堤（冈身） 中全新世晚期 新石器时代晚期 良渚文化 黑陶、夹砂陶、石犁、石刀、稻谷、绢片丝线、竹编、纺轮、网坠、玉器、水井 早期以青刚栎樟桑、竹、麻栎等为主，后期逐渐出现以栎、榆、松柏、桦及草本植物为主的植被类型 猪、狗、水牛、四不象、鹿、淡水鱼 早期气候暖湿，后期气候逐渐转向凉干 早期气候湿暖，地面湖沼较多，后期由于气候转向凉干，海面下降，平原湖泊缩小，河湖水量减小，先民打井取水 　　（资料来源：景存义：《太湖平原中石器、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发展与环境》，《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 　　我国疆域辽阔，各个地域的气候、环境、地理状况也各不相同，各个地区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水井的产生与发展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