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中国资本外逃的成因分析及模型检验..doc

第三章 中国资本外逃的成因分析及模型检验 通过第二章中大量而细致的估算工作，我们已经大致掌握了从1982年至1999年期间中国各年的资本外逃规模以及总的发展态势，为了进一步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防止国内资本外逃的继续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刺激中国资本外逃发生的因素作一个全面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从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来看，刺激资本外逃发生的因素通常涉及一国政治、经济的很多方面，相比较而言，中国资本外逃的成因既具有一般性，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从国内的推动（push）力量来看，它既包括一些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如汇率高估、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等，还包括一些制度性的因素，如金融压制、对内外资的差别待遇和公共产权等； 其次，从国外的拉动（pull）力量来看，同样也包括经济基本面（如较高的利率）和制度（如私人产权受较好的保护等）两方面的因素； 最后，对中国的资本外逃同时起着推动性和限制性作用的一个因素，即国内的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因素也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为此，本章的前三节分别对推动或拉动中国资本外逃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制度性因素以及资本管制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第四节当中对中国资本外逃的成因及一些影响因素作了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和讨论。 第一节 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分析 一般来讲，我们把刺激中国资本外逃发生的一些宏观经济基本情况称之为经济基本面因素，如：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等，这些因素的共同特点是通常都可以用一些相应的统计指标来反映其程度。除这些经济基本面因素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资本外逃是由国内的一些政策性因素——如：金融压制、对内外资的差别待遇和公共产权等所推动的，而相对来讲通常很难找到非常合适的指标来反映这些因素的严重程度，我们把它们统称为制度性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基本面因素与制度性因素并不是能够截然区分开的两类因素，因为经济基本面因素事实上也是由制度性因素所导致的，比如说：经济基本面因素中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是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本文作此区分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基本良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被西方人世惊呼为“中国的奇迹”。然而，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仍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在很多年份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也在逐年上升，而这些因素都会增强居民对国内的风险预期，进而促使居民产生向境外转移资本的强烈意愿。 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显著的问题，即通货膨胀问题。从图3.1中我们可以看到，除少数年份之外，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始终保持着比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在1985(11.5%)、1988(18.8%)、1989(18%)以及1993—1995(14.7%、24.1%和17.1%)这这6年里，中国的通胀率分别都达到了两位数（如括号内所示）；直至1993 图3.1：中美通货膨胀率(%)对比 资料来源：由《中国统计年鉴，1999》、（刘国光等，2000）和《International Finacila Statistics Yearbook，IMF》有关数据计算得来； 至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之后，中国的通胀率才逐渐降了下来，1996年和1997年分别为8.3%和2.8%；1998和1999年则相继出现了负的通货膨胀、即通货紧缩现象。与中国这种长期较高的通胀率相对应的，同时期内美国绝大多数年份的通胀率都是远远低于中国的，并基本维持在低于5%的水平上（如图3.1所示）。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由于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所以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形成的因素既有与其它一般国家相同的经济因素，也有自身所特有的一些制度因素，具体来看： 第一、通货膨胀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国内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是推动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靠货币的超量供应支撑的，从1978年至1994年，M2的增长率相对于GNP的增长率平均超前了16%，而从国际经验来讲，这一比例如果超过10%，即会产生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史薇，1998）。货币发行过多又可以归结为社会总需求的膨胀，其中主要分为信用膨胀、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三大类，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当中的这三类膨胀表现非常明显：首先，从信用方面来看：1980年国家银行的各项贷款合计为2414.3亿元，1985年达6430.87亿元，1988年升至10551.33亿元，到1993年则已增至26461亿元；其次，从全社会固定投资来看：1980年为910.85亿元，1985年达2543.19亿元，1988年达4496.54亿元，1993年则增至12457.88亿元；最后，从职工的工资总额来看：1980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