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史读后感..doc

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宏观图景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 作者：闻华 要了解任何一门学科，进行学术史的梳理都是必要的。即便是物理学，也需要知道从伽利略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的大致状况。但是，学术史的尴尬在于，当你掌握了一门学科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后，就不再需要从头梳理它的发展史。对学术史的兴趣，往往是外行比内行更大。除了部分以学术史为主干内容的人文学科外，凡是狭义科学的学科，随着专业研究的深化，学术史的意义会衰减。所以，学术史的研究不仅对于非学术的大众来说是小众，而且在相关学科的学术圈内也从来都是小众，往往还会遭到主流的白眼。有一则笑话说得好：失恋者去写爱情诗，不从事劳动者歌颂劳工伟大，如果你在某一学科站不住脚，那就去研究这个学科的历史吧。 然而，学术史不等于思想史，尽管二者密不可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学术史的梳理不见得是必要的，思想却是必须要有的。否则，所谓学者，不过是匠人而已。对思想而言，你可以跳过学术史的繁琐考据，却无法跳过前辈的睿智洞察；你可以不去进行乏味的学术编年，却无法逃脱前辈的识见启迪。当你为一个学术上的新发现沾沾自喜时，可能就有个先哲在尘封已久的书籍中暗暗发笑。说到底，学术也不能避开路径依赖，也有沉没成本在左右着你的前进方向。但是，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专业方向的限制，使学者不可能自己去做这种思想史的深度探究。尤其是在专业分化如此严重、学科全貌如此难以把握的当代，学者对众多学科分支做横向扫描尚且来不及，更谈不上对学科演变做纵向发掘。被层层历史累积掩盖起来的前人思想，往往在现实中遭到冷遇。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背后，不时会闪现出前人的思想火花。因此，高质量的学科思想史研究，实乃学科发展的必须。 管理思想史学者雷恩，在这一领域给人们展示出了他的价值。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他绘出了一幅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宏观图景。在《管理思想的演变》（第5版起改名为《管理思想史》）一书中，他以时代变迁为经，以学派思想为纬，编织出了这一学科的发展演变概貌。在他的笔下，那些零散的史料，织成了一幅完整的锦绣。 雷恩对管理思想历史阶段的界定，并不是仅仅从管理学本身的发展考虑的。他深知管理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区别，所以，他的管理思想史，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科技层面综合考虑，通过对这四个层面的分析和综合，确定管理思想发展的文化背景，并以此为标准，把管理思想史分为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当前时代四大部分。 早期管理思想 在第一部分“早期管理思想”中，雷恩不同于其他学者，没有过多地沉湎于古代和中世纪管理思想的辉煌，对于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古代成就，他只是作为“历史的序幕”看待。实际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雷恩所说的“序幕”，通常是被看做大戏的，因为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内容。而在雷恩这里，是把这种序幕当做“史前”来处理的。这里不仅仅是史料问题，更重要的是史观问题。人们一般认为，人类文明史开始于文字的发明。雷恩并未否定这种史观，但是，根据他对管理的把握，他强调，管理思想史开始于大工业的完成。所以，他把工业化社会前的管理思想，甚至包括工业革命进程中的管理思想，统统归入序幕。雷恩的这种处理，反映出他的基本观点—管理学从工业革命才开始萌芽。诚然，古代有管理，而且有些管理经验非常出色，但是，古代不能构成“学”，由此，雷恩把现代管理思想的起点，定位在工业革命上，从而突出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化，同时也暗含着他对管理学的科学性界定。 在雷恩眼里，人类对管理的重视源于“文化的重生”。所谓“文化的重生”，是指催生了工业时代的整体性环境变化。这一变化包括了新教伦理、自由伦理和市场伦理的“三位一体”。关于新教伦理，雷恩基本上以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为依据，认为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确立了资本主义价值观。而且以麦克利兰（McClelland）的成就需要理论研究，对韦伯的观点给出了相应的实证支持。关于自由伦理，雷恩梳理了从马基雅维利（Nicolo Machiavelli）、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再到《独立宣言》确立的政治主张，指出民权主义和契约论构成了新型社会的政治结构，形成支撑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关于市场伦理，雷恩高度肯定了亚当·斯密的重大意义，指出欧洲由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演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互相作用，使管理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雷恩看来，在此之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价值观是反成就、反人性、反商业的，而新教伦理、民权主义、市场经济三者的综合作用改变了时代。由此，他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管理思想的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文化？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