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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谜题”国家贸易 15世纪初期的晚明中国曾面临一次重建全球经济联系的重大历史机遇，作为此间一个标志性事件，郑和的远航壮举并没有将中国经济带入新的全球化发展阶段，相反，随着郑和远航行动的戛然停止，晚明中国的经济体制变得更加封闭，由此留下一个长期令人困惑的“郑和谜题”。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深层因素的考察，发现极低的海外贸易财政贡献度决定了政府低落的海外贸易激励。基于此，在国家拥有海外贸易选择权的前提下，大规模的航海行动极易超越经济目标，此正是郑和航海未能产生长期贸易拓展效应的基本原因。 公元14世纪中后期，随着蒙古帝国在东方统治的结束，中国进入了又一个重建朝贡贸易体系的时代。当时，明王朝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明代初年，欧洲正处在对外扩张的准备阶段，在亚洲尚无多少势力，基于此，明代中国还可以“按照传统的眼光审视外部世界”。正是由于外部条件相对宽松，明代统治者“无意回到宋代那种多国的政治格局，而将目标转向按照汉唐模式重申中国的中央地位”。可以说，早先的蒙古元朝帝国并没有留下多少可资利用的贸易制度遗产，因为蒙古帝国所崇尚的世界秩序与新帝国建立者的世界理念有些格格不入。前者试图在征服世界之后，“建立以自由贸易和单一的世界性法律为基础的全球秩序”，而后者则迫切要求恢复自大唐盛世以来衰落长达4个世纪之久的世界等级结构。这种努力在明成祖统治时期达到高潮，其标志性事件是公元1405年至l433年期间的“郑和下西洋”壮举，这一举动迄今仍让中国大众引以为豪和难以忘怀。 可以说，明王朝重建朝贡贸易体系的努力在云蒸霞蔚般的“永乐气象”中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朝贡体系的边界随着郑和船队的前行而推移到东非海岸，这里曾经是唐宋以来(除了蒙古帝国)中国政治经济势力最远达到的地方。不难想象，当时明王朝的统治者一定感到前所未有的志满意得，因为中国历代王朝所追求的构建等级世界秩序的愿望终于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变成现实。 值得留意的是，就在明王朝热衷于重建自己的世界新秩序的时候，欧洲各国正处于政治经济贸易恢复时期的最后阶段：自从14世纪中叶著名的“黑死病”沿着蒙古帝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贸易通道由东西传之后，欧洲的经济社会就陷入了长期的困境之中，直到15世纪的曙光降临。饶有意味的是，当郑和的船队终于结束了长达二十八年的航海历程时，欧洲人才开始筹建他们的远航船队并打算寻找进入印度洋的航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设想当时一旦郑和船队与欧洲船队相遇，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的确令人着迷。同样地，这种“时间差”和“失之交臂”，不知使多少人为之扼腕叹息。不过，可以想象的是，以明王朝倾其一国之力支撑下的郑和船队在短期的海上冲突中一定占据无可争辩的优势，从而会把朝贡贸易体系的边界推向更远的地域(极有可能进入大西洋)。①可是，这种优势能否长期维持，则不取决于郑和船队的坚不可摧和明成祖雄视世界的豪气，而取决于是否存在一种赋予郑和船队参与分享远航贸易剩余权力的制度结构。而且，这种分享贸易剩余的权力一定会与某种特定的国家利益相结合，而不是只依赖于某个皇帝个人的意愿和偏好。问题就在于，当时的郑和船队显然缺乏这种制度结构的支撑，因此，即便它能将明王朝的世界秩序一时扩展到印度洋之外，但随后的退缩还是注定不可避免。②这种景象曾被学术界概括为所谓的“郑和谜题”，③意在表明，为什么郑和航海如此的“云帆高张”和气吞山河，却并没有像八十七年之后的哥伦布那样将一个区域的发展带人到新的文明阶段。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并不复杂。海外贸易对于明朝中国财政的贡献率非常之低，例如，明代海外贸易饷税收入在万历二十二年(1574)达到最高值，为2．9万两白银，而万历年间钱赋总收入约为400万两白银，按此计算，前者所占比例才不过0．7％。【《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 实际上，明代整整三个世纪，国际贸易从未被认为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黄仁宇(1974)曾对l6世纪明代的财政和税收状况进行过专门研究，他将明代的税赋划分为田赋、盐课和杂色收入，而杂色收入中便包括国际贸易税收(即“番舶抽分”)。依据黄仁宇的统计，1570—1590年前后明朝的国际贸易税收仅为7万两白银，仅占杂色收入378万两白银的1．86％【十六世纪明朝财政与税收】如果将田赋、盐课等计算在内，则明代国际贸易税收的占比就会更低，仅为0．22％。具体情况见表1。 ? 既然海外贸易的财政贡献度如此低下，也就意味着政府很少有为了获取经济回报发展对外经济联系的激励，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明王朝之所以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秉持消极国策的基本原因了。政府不会为了谋求经济回报扩展海外经济贸易联系，而朝廷一旦产生支持海外联系的动机和行动，那一定不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以追求经济回报为目的的对外联系一定需要政府承担巨大的财政压力，因而仅从预算约束角度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