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发展趋向批判..doc

论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发展趋向批判 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开始步入城市化加速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以城市为轴心的阶段。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不再停留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层次上，而是向着更高的“全球城市”方向发展。由于“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是全球经济管理中心与控制中心，是协调全球经济生产的重要节点与专业化服务生产基地，所以国内许多城市都以此为发展目标，特别是在中国区域性城市体系中居于首位的城市(即“首位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等都制定了国际化战略，试图通过站在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连结通道上发展城市经济，在城市竞争之中获得优先发展，取得优势地位。这样一来，以“全球城市”为发展目标，同时其经济与社会不断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的中国“国际化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市等)在地区性“首位城市”作用与国际化目标的双重驱动下，其发展空间就发生了较大变化。然而，中国“国际化城市”的发展与“全球城市”在城市空间均衡化方面的发展趋势是大不相同的。中国“国际化城市”的空间变化兼具有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城市空间的特征：一方面，中心城区不断地集聚财富、科技与人力资本，保持着繁华繁荣，成为增长极；另一方面，郊区也在不断向外围拓展，造成了城市蔓延，最终使城市产生圈层式城市空间结构。而城市空间无论是蔓延还是极化，都不利于城市居民的居住、工作、交通与游憩，不利于城市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 “城市蔓延(无论是城市的蔓延还是郊区的蔓延)是城市化的一种形式，它的特征是跳跃式开发、商业走廊、低密度、土地使用功能分离、私家车在交通上的主导地位和最小公共空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蔓延起源于工业革命，发展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改革和第一代现代郊区建设。到20世纪后期，城市蔓延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城市郊区发展的典型形式。以“广亩城市”观点为代表的主张城市空间分散理论为城市蔓延提供了理论支持。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城市蔓延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在经济发展进入较高阶段才出现的城市空间问题，是福特制生产方式得到推广、居民真实收入达到高水平、汽车普及化和交通成本下降的郊区化产物。它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强调市场和消费者主权的国家居民寻找充足阳光与新鲜空气、追求更好生活质量的负面产物，也是困扰美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途径 在中国国际化城市，城市蔓延问题已经出现，并正在逐渐成为较为严重的城市空间问题。中国与美国的城市蔓延具有不同的特征、方式和途径。美国城市蔓延侧重于“交通导向”，星状蔓延是其主要特征，是居住先行与市场主导的模式。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侧重于“土地导向”，是城市边缘“摊大饼”式蔓延。在中国，政府主导下以单一功能区、道路基础设施与项目开发构成了城市化与郊区化的先导力量，市场主导下的房地产以及大型单一功能项目开发则填充了交通道路之间的剩余空间，造就了城市边缘空间低密度开发与低效率利用，导致了城市蔓延。中心城区的改造与变迁、城市边缘空间跳跃式和破碎化开发，使得城市近郊向外围猛烈发展、城市远郊呈现板块化发展，导致了城市过分消耗土地，形成了圈层式与蔓延式的空间结构。 “每一个连续式的同心环开发模式只能在短期内奏效。即使这种规律并不是人为的，但开发资金及建筑技术却已经投向了那些寿命较短的建筑产品。”近二十年来，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扩张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纽约、东京与伦敦在工业化时期城市空间扩张速度。上海城市建成区增长了两倍，北京城市建成区增长了近两倍。如此强劲与快速的城市空间扩张，必然威胁到城市周边自然区域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生存与发展，必然造成城市外围快速衰败与颓废。这种蔓延式的城市空间扩张，不仅远离了全球城市共有的多心多核与相对均衡化的空间结构特征，也远离了城市国际化所必须拥有的空间载体结构形式。 首先，单一功能区开发可以说是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重要途径，它包括形形色色的开发区或产业区建设等。由于许多城市的开发区或产业区直接植入农村或郊区，不仅不能与周边区域形成分工与协作关系，而且直接威胁到周边居民区的正常居住以及功能区的正常生产。在城市郊区，城区各个组成部分互不协调，构不成配套关系，混合使用的土地并不多见。许多开发区或产业区并不具备城市的综合性服务功能，导致开发区与中心城区交通量居高不下。在大型单一用途城市功能区，经常可以见到萧条现象，这也印证了那些认为大型单一用途项目犹如炸弹破坏城市生命力的观点。 其次，低密度的居住区(如别墅群)、设计简陋的拆迁安置区是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又一途径。许多低密度居住区或者拆迁安置区占据了较为珍贵的城市近郊区空间，简单地在城市边缘地带呈方格状排列。许多郊区建筑只有单层或单体，或是由6—8层的楼房呈方格状排开，不仅对于居民生活起居极不方便，而且也无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