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doc

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 姜义华 1924年1至3月孙中山在广州所作的民族主义演讲中，特别褒扬《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一再说明“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田辰雄教授曾就此事向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田虔次提问：“以前，孙中山差不多没有积极宣扬过代表着传统文化的儒教。在三民主义讲演(包括《军人精神教育》)中，突然集中地论及此事，其原因是什么?”岛田虔次为此专门撰写了《关于孙中山宣扬儒教的动机论》一文作为回答，认为打倒了清朝政府以后，孙中山活动的总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获得国家的真正的独立自由，“反帝意识越强烈，有伟大文化传统、道德传统的我们中国这个意识也越强烈起来”，而孙中山“原来对于儒教有很深固的信仰”，“他的重视文化道德的革命新战略并不是策略性的”，“他对于儒教的信仰，在他的主观意识里，并不与三民主义的民主主义性质相矛盾”。 近些年来，中外许多学者都关注着山田辰雄教授所提出的问题，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对于孙中山同儒学关系的深浅程度，人们的估计常常截然相异。比如，张岂之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观念、理论和精神，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李侃教授则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学说和传统儒学是两种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他“对古代思想和古代文化的吸收、利用，基本上是为了论证他的三民主义现实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合理性而加以引伸、发挥的”，章开沅教授则认为“孙中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从离异到回归的曲折历程”。人们都比较多地强调了孙中山发扬中国固有的精神是为了增强民族主体意识、恢复固有的民族地位，对于孙中山褒扬儒家政治哲学的思想理论基础则很少正面论及。孙中山所批评的欧美国家的“新文化”，究竟何指?他所要给予欧美国家的政治哲学，其根本内容又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论者几乎都未作正面回答。 1990年8月，我在“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民族形成的过程》，也曾论及孙中山一直是一个提倡向西方学习的革命家，在《民族主义》演讲中，却一反往昔态度，大力倡导恢复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固有的智慧及固有的能力，原因是受了罗素中国文化优秀论及辜鸿铭东方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在人们道德上、政治哲学上歧见日益严重时，试图找到一种将人们重新维系起来的工具，使中华民族增强其主体精神。近日重读《孙中山全集》，深感上述认识仍局限于表象，未能洞见在这一表象背后孙中山宇宙观、社会历史观、政治观的重大变化，因而对孙中山褒扬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真义也就难以作出鞭辟人里的准确评估。 民族主义演讲中对中国固有道德、智慧及能力的重新估定，不是严密的理论阐述，但是，它们确实显示了孙中山思想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动向。此后不久，孙中山关于王道与霸道的比较，褒扬王道而斥责霸道，正是民族主义演讲中中国与欧美国家两种政治哲学比较这一思路的延伸和继续。孙中山思想的这一新的理路的形成，和他对达尔文主义，特别是其生存斗争的社会历史哲学从服膺转向怀疑，再转向意识到必须对之正面加以批判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转变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本文因此将从孙中山晚年对达尔文主义社会历史哲学的批判入手，了解孙中山褒扬儒家政治哲学的真正意义。 “雅癖达文之道” “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这是孙中山1896年应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之请为英文版《中国人名辞典》撰写的自传中的一段话，这表明，在西学中，孙中山最喜好达尔文的学说。印照罗香林关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期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最所喜读”的记述，当知孙中山所述合乎实际。 孙中山喜读达尔文著作，所服膺的是由达尔文奠定的生物进化学说。他在1919年撰定的《孙文学说》中，对进化学说产生的历史过程曾有专门论述： 进化论乃十九世纪后半期，达文氏《物种来由》出现而后始大发明者也，同是乃知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然而古今来聪明睿知之士，欲穷天地万物何由而成者众矣，而卒莫能知其道也。二千年前，希腊之哲奄比多加利氏及地摩忌里特氏，已有见及天地万物当由进化而成者。无如继述无人，至梳格底、巴列多二氏之学兴后，则进化之说反因之而晦。至欧洲维新以后，思想渐复自由，而德之哲学家史宾那沙氏及礼尼诗氏二人，穷理格物，再开进化论之阶梯；达文之祖则宗述礼尼诗者也。嗣后科学日昌，学者多有发明，其最著者，于天文学则有拉巴刺氏，于地质学则有利里氏，于动物学则有拉麦氏，此皆各从其学而推得进化之理者，洵可称为进化论之先河也。至达文氏则从事于动物之实察，费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