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我国普通美术教育模式的变革研究.docVIP

20世纪初我国普通美术教育模式的变革研究 　　【摘 要】20世纪初我国普通美术教育模式的变革发生于新教育运动要求中国教育体制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大背景之中。无论是普通美术教育理念，还是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或者是人才培养目标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是转折，对后世的美术教育活动和人才培养理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此，文章在简要论述20世纪初我国普通美术教育现状与教育环境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系统分析了当时美术变革的内容，由此对这一时期的美术教育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新教育运动 美术教育 教学模式 变革 　　从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传教到19世纪中叶，我国对于西方的思想、文化、技术一直保持审慎的学习态度。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基于救亡图存的压力，上层先进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且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1903年，清政府不仅成立了日本模式的学校，而且建立了一套仿效日本的教育制度，比如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和1904年的《奏定小学堂章程》、《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等，都是这一阶段教育改革的典型成果，由此迈出了我国教育的现代化步伐。[1]其中，普通美术教育也是这一时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既建构起以“图画”和“手工”为主的系统的美术教育内容，同时也形成了完善的教学模式。民国成立后，仍然延续了该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 　　实用主义美术教育思想 　　与我国传统绘画创作“言心、传情、达志、悟道”的个人化或者是内向型的创作理念相比，田汉在1924年创办的《南国半月刊》创刊号上，首次提出“艺术社会化”与“社会艺术化”的口号。在田汉看来，艺术与社会是不可分的，艺术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都属于艺术的文化价值之一。所谓艺术社会化，就是指在广大的程度上发挥艺术的社会的价值，让艺术对于社会生活起到更大的作用。而社会艺术化，则是指艺术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即艺术的力量对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贡献。[2]这是对艺术的社会价值的突出，也是对艺术影响社会、改革社会的主动性的强调。这一观点不仅得到诸多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艺术家的赞成和青睐，而且还被纳入具体的美术教育活动中。比如徐悲鸿也十分重视艺术对社会生活的改造和影响。他曾在《中国画改良论》中对迁情消性、无关社会痛痒的文人画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大加批评，极为推崇艺术的社会功用，由此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写实主义”美术教育理念。 　　平民化的人才培养理念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美术教育历来呈现出精英主义的人才培养目标，往往是富贵人家或者是书香门第才具备良好的美术教育环境，而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则往往被美术教育拒之门外。但近代以来，随着“平民主义”思潮的演进，尤其是随着众多欧美留学生的回国以及新式美术教育活动的兴起，平民化的人才培养理念也被引入国内。比如1927年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由徐悲鸿任绘画课负责人。其在招生广告中明确提出：“该院目的在培植艺术运动人才，作为时代的先驱者。”学院的动机是面向无产者青年，学院没有一个职工，日常事务都是由学生义务担任。[3]对于徐悲鸿而言，这显然受到了杜威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既表现出对社会种种弊端的不满，同时也体现出对理想社会的渴望与追求。 　　中西结合的美术教育内容 　　20世纪初，美术教育变革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便是中西方结合式的新型教学内容。首先，徐悲鸿深深地受到蔡元培与陈独秀的影响，留学归来后，主张采用西方写实主义方法来改良中国画。他在《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志感》中说：“绘画为造型艺术之主干，而中国三百年来之绘画承《芥子园画谱》之弊，放弃人天赋之观察能力，唯致意临抚模仿，视自然之美如无睹，其流毒之深，至于浑不似之四王山水之外，不复知有画。堕落若此！”简而言之，他十分痛恨国人过于重视临摹四王和《芥子园画谱》所带来的危害，需要用西方的写实主义来拯救中国绘画艺术。正如他常说的：“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4]比如他一直都秉承着“素描者，艺之操也”的精神，将素描视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一方面，建立了专业的画科画室；另一方面将西方的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引入绘画创作中，要求学生尊重客观事物，尽量做到刻意勾画，宁方勿圆，宁拙勿巧，以直线求曲线，以平面求圆面的原则。其次，林风眠在北平艺专教学过程中也察觉到：“艺术之构成，是由人类情绪上之冲动，而需要一种相当的形式以表现之。西方艺术，是以模仿自然为中心，结果倾向于写实一面；东方艺术，是以描写想象为主，结果倾向于写意一面。前一种寻找表现的形式在自身之外，后一种寻找表现的形式在自身之内，方法之不同而表现在外部之形式，因趋于相异；因相异而各有所长短，东西艺术之所以应沟通而调和便是这个缘故。”[5]基于此，他不仅将西画与中国画合并为“绘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