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树常青.docVIP

人生之树常青 　　“我今年86岁，我流浪了86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聂华苓 　　人只能活一辈子，我指的是生理上的。一个人活一辈子就很不容易。他（她）要经历多少的苦难，经历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但是如果你有幸在活着的时候，同时徜徉在精神世界中、咀嚼自己的生活、体验他人的苦难、享受人生美好的瞬间，那就相当于延长自己的生命，相当于活了几辈子。严冬时节读完聂华苓的《三辈子》，让我在这几天也经历了她的三辈子，体验她人生的精彩，仿佛重新点燃生命之火，延长了我的生命。 　　我与华苓和安格尔曾有过几次交往，与他们短暂的接触，却留下了永久的印象。在《三辈子》一书中聂华苓慨叹自己的一生像活了三辈子，在大陆的24年是第一辈子，在台湾的15年是第二辈子，第三辈子在爱荷华，到如今已经40多年。从聂华苓出生的1925年至此书出版2011年的86年间，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中国和世界巨变的时代：从中国内地的故园、到青年时期暂寓的台湾，以至中年迄今定居的美国，聂华苓超越了地域与文化的疆界，凌驾了政治与历史的分野。她以细腻优美的笔触，记述自己曲折动人的一生，写下三个人生阶段、三个年代和三个活动空间中的记忆，让读者看到这位华裔作家曲折动人的一生──曾相依为命的挚爱母亲、为了理想而共同奋斗的至交好友、与世界各地作家相知相交的动人故事，以及相知相爱27年、却不幸猝逝的先生……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真情，无不令人动容。 　　书中开始对武汉生活的描述，让我看到家乡武汉的过去。聂华苓的母亲因被骗婚而成为自己不愿成为的第三者时，时年二十。聂华苓的父亲保定军校毕业，桂系军人，因在武汉逃避特务的暗杀，躲进汉口日本租界，母亲找到他以后一家子就住在日租界。以后父亲两房太太和儿女们就都在一起将就着过日子。但太太们彼此从来不说话。两房儿女间也很少亲密接触。父亲只进出聂华苓母亲的门，他一辈子话很少，在两房妻子间艰难应付。聂华苓儿时的记忆，是黄昏街头高丽妓女的媚笑、醉醺醺的日本水兵的狂叫、家门深锁，祖父捧著白铜水烟袋，抱怨一辈子也没当过官。父亲则躲在书房里写字，字体奇形怪状，说那是篆字。父亲于1936年在贵州第五行政区专员任内，在平越被红军枪杀。当时身为长女的她只有九岁。父亲一死，小小年纪的聂华苓就目睹大房嫡长子为争产和母亲拳头相向。父亲去世后，她的小小世界起了大变化。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母亲带着小儿女，从汉口逃到湖北三斗坪。在当年那闭塞的小镇，华苓回忆道：“我们是汉口来的。小镇?竹背篓的女人，在石板路边叭叭抽旱烟杆的老人，对‘汉口来的’，都好奇地多看两眼。我们可真是三斗坪的‘外国人’”。 　　为了让她受教育，母亲在她十四岁时，毅然决然的让她独自远离家乡。聂华苓记得：离别时刻母亲十分悲痛，但又无比坚决。离开当时她们居住的湖北宜昌三斗坪――从此就决定了华苓一生的命运。华苓说：母亲当时逼着我跟着一位亲戚，在三斗坪河坝搭上小火轮，去恩施的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读初二。我哭着上船。母亲在泪水中逐渐消失了。我也就从此流浪下去了。 　　抗战中的年轻学生，可拿到政府救济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是“贷金”，被称作“流亡学生”。初中毕业，聂华苓和另外两个女孩严群强和田福尧，也不管路费够不够，就上路去重庆，饱一顿饿一顿，总算到了重庆。然后被教育部照顾流亡学生的机构分发到长寿的国立十二中。在那时的四川，她们是“下江人”，简直就是外国人。 　　高中毕业，华苓考上重庆的中央大学经济系，选读此系原为了毕业好养活家人，读了一年，发现志趣完全不合，于是转读外文系，期间认识了同学王正路。他们仍然是流亡学生，靠政府的贷金救济。那“贷金”是抗战时期极重要的德政，培养了那一代的年轻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立中央大学搬回南京，虽然不再流浪，但是内战开始了。1949年，解放军节节胜利，马上要席卷大陆。聂华苓独自一人飞往北平去找家在北平的正路结婚。不久，他俩九死一生，一路从北平往南逃，再和母亲相会，随后带着弟妹一起逃到台湾。那年她二十四岁。到了台湾，聂华苓当然是外省人。 　　聂华苓回忆道：“就这样逃，逃，逃，逃了敌人，逃不了国民党，逃不了共产党。1949年我二十四岁带着家人从大陆逃到台湾，立刻参加了雷震先生和胡适先生创办的杂志《自由中国》的工作。因为《自由中国》对台湾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尖锐批评和锋利的驳析，十一年以后的1960年被政府封闭，雷震、付正、马之?、刘子英被捕。雷震等被捕后，我住屋附近总有人来回徘徊。警总藉口查户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几次。据说殷海光本来也在被捕的名单上，警总动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的名字取消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没料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