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行刑权的思考.docVIP

刑事执行（简称行刑），是国家专门机关将已经生效的刑事裁判付诸实施的法律活动。刑事执行是刑事法运作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刑事执行权（简称行刑权）的配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刑罚效益能否得到最优实现。然而，我国现行的行刑权架构尚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亟需加以改进和完善。当前，我国正在启动新一轮司法改革，并将刑事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作为一个基本内容。作为国家刑事司法系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行刑权的合理配置与科学重构，应当成为刑事司法职权优化配置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我国刑事执行权的配置现状及缺陷分析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的有关规定，监狱、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都担负着刑事执行的职能。监狱负责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执行；人民法院负责死刑立即执行、没收财产和罚金的执行；公安机关负责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以及缓刑、假释的监督考察。此外，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执行活动依法进行监督。这一刑事执行体制随着时代的变迁，其缺陷日益显现出来。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行刑权的过度分散性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都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行刑权。行刑权主体的过度分散，不利于行刑机关权威的树立，也不利于行刑权的有效行使和行刑效益的最大发挥。另外，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同时行使一定的刑事执行权，不符合权力制衡的现代法治原则，也与法院的相对中立地位不相协调。在民事法领域，鉴于“执行难”与日趋严重的执行腐败现象，将民事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行使的呼声颇高。笔者认为，在刑事领域，亦有必要实行“审执分离”，取消法院的刑事执行权，这样不仅可以使刑事权力的架构更趋合理，还可以消除“审执不分”带来的某些弊端。例如，在目前体制下，法院享有财产刑的执行权，一些刑事法官在决定缓刑的适用时，往往与被告人能否缴纳罚金相挂钩，这显然违背了缓刑适用的条件和宗旨。 （二）行刑权的非均衡性 国家刑罚权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及行刑权，这四大部分相互依存，同等重要。但就我国现状而言，行刑权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受到充分关注。难以同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等形成有效的制衡和协作关系。在我国，监禁刑是适用最为普遍的刑种，但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犯罪人被判刑入狱，就意味着正义的实现，很少有人关注大墙背后的行刑状况。至于管制、缓刑等开放性刑罚措施，由于立法设计不完善、执行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长期以来存在执行效果不佳的问题，甚至于许多人误认为被告人被判处管制、缓刑就“没事了”。直到近年来，随着社区矫正试点的启动，这种局面才逐渐有所改观。 刑罚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刑的效能。如果刑罚执行不力，即使是公正的量刑判决，也难以实现预期的刑罚效益；同时，在刑罚的设定和裁量时全然不考虑行刑效果问题，势必影响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现实的刑事法运作，主要表现为一种单向运作模式，即犯罪态势制约刑事立法、刑事立法制约刑事司法、刑事司法制约刑事执行；作为刑事法运作最后环节，刑事执行处于消极和从属的地位，难以对其他环节发生影响和作用。储槐植教授基于刑事一体化理念，指出健全的刑事法运作机制应是双向制约关系，我国目前这种单向制约的机制是有缺陷的。 [1]欲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重新认识并着力提升行刑权的地位，适当强化行刑权对量刑权等的反向制约作用。由此出发，法官在刑事裁决中确定刑种和行刑方式时，不仅应当考虑行为人已然的罪行，也应当考虑其人格状和再社会化问题，甚至应适当考虑监狱的容量问题。（注：监狱的容量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法官在量刑时，有必要适度考虑这一因素，以合理调整刑种与执行方式的选择。例如，如果出现判刑人数激增、监狱拥挤的现象，则应适当增大缓刑、罚金等非监禁措施的适用比例。在一些国家，建立了行刑机关与法院的沟通与互动机制，由监狱定期通报在押人数与矫正状况以及监狱的剩余床位等，供法官在量刑时考虑。如果一定时期内犯罪人数激增，法官会有意扩大非监禁刑罚措施的适用量，对那些罪行较轻、人身危险不大的罪犯，更多地判处罚金、缓刑、社区服务、在家监禁（电子监控）等措施，还可以通过假释、赦免等方式将已经服刑一定期限的罪犯提前释放，以避免或缓解监狱人口爆满的现象。但在我国刑事实践中，缺乏量刑权与行刑权的这种互动机制，我国目前也面临一定的监狱拥挤现象，同此不无关系，而监狱拥挤必然影响到行刑与矫正的质量。这一问题在“严打”期间更为突出。）一些国家的刑事立法对此有明确的规定，有的还实行了由社区矫正官员向法官提交量刑人格调查报告的制度，这充分体现了刑事裁判同刑事执行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也有些地方进行了类似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量刑的规范化和合理化。在未来的刑法及刑诉法再修改中，可考虑将此种做法予以立法化、制度化。 （三）非监禁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