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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邱兴华案的思考 　　高军 　　新的一年开始，盘点2006法制，在过去的一年里，也许最值得回味的是岁末的惊天大案——邱兴华杀人一案。对邱案之印象深刻，主要不是因为它刚刚过去，尚未从记忆里消逝或模糊，而是因为通过该案，给笔者留下了诸多思考。 　　1、关于邱兴华的精神病鉴定权。 　　二审中，邱兴华的辩护律师提出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从相关的报道来看，二审法庭并未充分说明理由即对申请予以驳回。笔者认为其做法违反了法律程序，剥夺了作为刑事被告人邱兴华依法享有的申请鉴定权。有人提出，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在刑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鉴定申请时，法院有必须同意的规定，认为是否同意鉴定申请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故二审法庭对鉴定申请予以驳回并未违反法律程序。笔者同意上述推论的出发点，但认为，这并不能推导出法庭做法未违反法律程序的结论。 　　从法理上来说，被告及其辩护人提出鉴定申请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对于无任何相应的证据来表明被告可能患有精神病的鉴定申请，法庭有权予以驳回。但一个难题是，对于相应的证据而言，究竟证据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使法庭负有启动鉴定程序的义务?笔者认为，由于个案的情况千差万别，法律当然不可能对此作出统一的硬性的规定，故事实上确有一个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但无论如何，对申请书的证据要求不可过高。因为精神病鉴定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不能指望申请人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更不能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有罪证明的标准来审查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只要申请人能提供证明刑事被告可能患有精神病的表面的证据，一般而言，法庭就应当予以同意，从而启动对被告的精神鉴定程序。除非当申请人提出被告可能患有精神病方面的证据以后，控方能提出证明被告精神正常的充分的证据，足以排除对被告精神状况的“合理怀疑”，才可以对鉴定申请予以驳回。 　　本案中，从报道的情况来看，邱连续杀多人，作案动机模糊，而且手段特别残忍，远远超出一般人所为，作为表面的证据，应足以说服法官启动司法鉴定程序。遗憾的是二审法庭却在未进行充分说理的情况下，简单地以一句“不予采信”即驳回鉴定申请。笔者认为，在对被告是否进行精神鉴定这个问题上，法官不应也不能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同理，法官也不是精神病鉴定方面的专家，法官的判断不能代替医学专业的判断。法官过大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只能导致司法专横和对人权的漠视，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人治和法治的区分之一也即在于自由裁量权是否受到严格的限制。 　　2、外界压力与司法判决问题。 　　首先，邱兴华连续杀死多人，来自民众的舆论压力巨大，对于未受过专业法学教育，不了解司法程序存在的独立价值和对法治意义的、基于朴素的“杀人偿命”的自然情感，不了解《刑法》中有关的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犯罪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规定的伦理价值、以及判决一个精神病人死刑是不人道的普通民众而言，如果法院不判处邱兴华死刑，并对其执行死刑刑罚，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而法庭一旦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即至少有证明邱兴华患有精神病之可能。按照我国现行《刑法》，如果证实邱确实患有精神病，那么邱即不会被判处死刑。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法院受到压力将是巨大的，特别是来自死者亲属的压力，结下来的将是无休止的上访、“控诉”，法官和法院将陷入无穷的麻烦之中。 　　其次，法学精英界的压力与邱之死。邱案报道后，即受到国内法学精英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贺卫方、周永坤等著名法学家纷纷著文发表对案件的看法，为邱兴华争取精神鉴定的权利。但遗憾的是，学者的呼吁并未被法庭采纳。最近，网上有人指责法学精英们的呼吁是干预了司法独立审判。笔者不敢苟同这种观点，原因在于：(1)学者是基于学者的良心和专业的敏感，为了司法程序得到尊重及司法的公平与正义而呼吁，与本案并无任何自身利益上的联系。(2)学者仅仅是从专业的角度来阐述邱案中的法理，从未超出正当的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同时亦并无任何干预法庭独立审判的举措。事实上，法庭也并未采纳学者对该案的观点，因此，所谓的学者干预法院独立审判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至于有人所说的因学者的关注，反而因此加速了邱之死的看法，笔者认为，在现行的机制下，也许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笔者同时认为，千万不要过高的估计学者的作用，学者在其中作用到底有多大，从法庭断然拒绝辩护人要求对被告进行精神鉴定的申请中可以看出来，“百无一用是书生”，学者的作用其实实在是非常有限的。至于学者在本案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法官到底如何看待学者的意见，只有审判的法官才知道。 　　另外，来自“有关部门”的压力。邱兴华杀死多人，属惊天大案，社会震惊、各级部门震惊，之前那么多武警、公安干警等费了很大的劲才抓到他。按照传统的思维，邱兴华绝对属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典型。在岁末强调“稳定重于一切”、奉行“严打”的传统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