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剧.docVIP

栏目剧到底为大众生产出了什么呢？很巧，昨天我在家里接到一个十年前的学生打来的电话，她说我在网上聊天碰到一个同学，就问钱江都市频道上《杭州佬》的策划徐敏，是不是徐老师？同学告诉她是的。她马上问来了号码就给我打电话。她说的第一层意思是：“这个节目真是很好看，我真的很喜欢看，我还让我老公看，他也觉得很好看。”她特意补充说：“也许我这个人比较庸俗，不过看这个节目真的很开心的。”她打电话的第二个目的是说徐老师你能不能推荐我去上面演一个角色。我想这个栏目剧究竟为大众生产出了什么？从社会文化的角度 我认为它是以一种特殊的文化姿态为大众生产出三种快乐，第一种是文化赋权的喜悦，第二是文化规避的快乐，第三个是文化颠覆的欢愉。 首先是文化赋权的喜悦。今天我们研讨的是栏目剧，但实际上所有民生类的传媒作品都有这样的文化功能，这就是它借助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社会文化背景对文化权力进行了再分配，将媒介资源转移给了大众。以前大众对于媒体是高山仰止，记者这种职业被称为“无冕之王”。什么人、什么信息才能进入媒体的视野？必须要拥有相当数量的社会理想事物，比如权力、财富、声望等等，普通的老百姓是不可能轻易进入媒体视野的，更不要说去掌控媒体。而现在，我那个非专业的学生随便一想就说要去节目中演戏。为什么她敢有这个奢望？因为她觉得大家都有这个权力。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今天依然没有组建传媒、管理传媒的资源和权利，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传媒的生产。 前两天我在网上找资料，看到一篇介绍广东电视台《真实故事》推出的新闻，标题就是《老百姓做电视的时代来到了！》。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不就意味着今天媒介权力的一种转移！这种权力的转移、这种权利感、这种媒介的权利空间的获得，对于百姓本身来说就会产生一种文化的喜悦和欢欣。被支配文化以前一直被媒体冷落，一夜之间转化为媒体的巨大热情。一种崭新的生产关系产生了，这种大众文化和媒体的新结合产生了强大的生产力。我觉得现在类似像栏目剧的民生电视节目的火爆都是因为新的生产力的一种推动。 第二是文化规避的快乐。昨天大家研讨的时候，每一个操作的编导们都会去考虑怎么来规避一些限制。栏目剧的许多内容和形式如果用主流文化、霸权文化、精英文化去审视，其价值观、社会意义、美学意义、文化意义都不够“积极”、不够“健康”、不够“正面”、“不够规范”。因此在电视栏目剧当中有很多方面都是规避了精英文化的种种限制和控制的。比如以“剧”规避了真实的操作限制，获得了虚构空间和权利；以栏目规避了剧的审批、生产、播出规程；以真实事件规避了剧的虚假性和文学性；以群众演员规避了表演上的艺术要求和制作、营销的巨大成本；以“关注民生”规避了选题上的限制等等。这样一个规避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而作为老百姓来讲看到了这样一个节目，看到了在这样一个权力的空间下，一些不是权力的拥有者在里面闹着玩，这种规避如同小学生在严肃严格的老师眼皮底下拌鬼脸，戏仿着老师的动作，这肯定会给同学们带来快乐，如果还能戏仿得惟妙惟肖就更会引得全班人开心地哄堂大笑；这种规避如同利用了一次竞赛中的合理犯规，并且恰到好处，让你通过犯规占得了比赛的优势。第三种快乐是文化颠覆的快乐。这是一种社会文化深层处散发出的快乐。在栏目剧创作中支配文化、精英文化、权力文化备受冷落，而被支配文化、亚文化、世俗文化大行其道。以往的传媒“圣地”变成了大众狂欢的场所。我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杭州最热闹的解放路上搭了好多的戏台，任何一支群众文艺宣传队只要愿意都可以到上面去演出。原来是公共的交通要道，人们居然可以任意占领。到大马路上去表演，我也曾经去过，有一种狂欢的感觉。栏目剧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无论从题材、语言、到演员和表演对传统和权威的精英电视都是一种颠覆，它打破了许多固有的模式、规则。拿题材来说，有人批评现在的题材是“四鸡乱飞”——鸡毛蒜皮，鸡飞狗跳，鸡鸣狗盗，还有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这些题材用“正统”的标准衡量都是非主流的、要受限制的，但在栏目剧中却变成了主流题材，巨大的颠覆。表演上也是，演员不需要受过任何专业的训练，完全颠覆了以前的标准化表演。像《杭州佬》，里面群众演员的表演是非常本土的，很有水平、很有味道，那不是专业也不是艺术，非常的真实，有表现力、感染力。那种对生活的夸张我觉得专业演员绝对演不出来。不过我认为在栏目剧当中最有颠覆性意义的符号就是方言。关于方言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在这方面我经常有愤愤不平感，为什么要限制方言节目的发展，为什么不让我们说方言？我总是觉得这是一种语言霸权。话语就是一种权力，限制方言就是限制我们的文化权力。我们中国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所以说对于广大的北方人和北京人来说，他们不觉得方言跟普通话的差异有多大，但是对于我们南方人和其他另类的方言区的人来说差异是巨大的。为什么尽管上级主管部门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