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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应该叫作下里巴人手记，因为我这个下里巴人写不出阳春白雪一类高雅的作品，只能写点儿低俗的小玩意儿。又由于我出生在松花江畔郭尔罗斯草原上一个叫达里巴的地方，写的就是那疙瘩的人和事儿，索性就由“下”至“达”，叫成了达里巴人手记。 ——题记　 沿着长调走回故乡 达里巴，是郭尔罗斯草原上一个小屯的名字，离松花江有十几里远。这个小屯是我出生的地方。据说，达里巴是个蒙古人的人名。该人在清朝嘉庆年间在此立屯，从此达里巴就叫开了。从一家一户渐渐发展成一个小屯。民国时期，达里巴屯成了郭尔罗斯草原第二大的屯子（第一大屯子是库里，也就是清朝孝庄皇后父母安葬立碑的地方，距离查干湖几里远），人口大约有六、七千。后来又成了乡的名字大区的名字，建国前一度是旗政府所在地（东北光复后，在国共“拉锯”的1947年前后，郭前旗政府就设在达里巴屯的南侧，旗长叫黎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草原上有点小名气的名字，史料上没有留下一丁点墨迹。 《达里巴，我最早的老乡》，是我去年创作的一首诗。这是我对抽象的一个蒙古老乡的缅怀，也是我对具体的一个生我养我的村庄的怀恋。 童年时，只知达里巴是蒙古语，不知是啥意思。现在细细想来，达里巴这面汉译的“旗帜”还真的冥冥中引领我这个汉族人与“蒙古”二字发生过很多联系。 我出生的土房据父母讲也是蒙古人住过的，是一个叫“巴达廉”的蒙古人盖的。这户人家挺富有，盖的是三间房。中间的堂屋靠近迎外面门的部分，立有一面下是木板上是窗户的隔断，中间开门。檩木又粗又黑，有点象油浸过的电线杆子，很直。土改后，由我家和一赵姓人家买下，我家住西屋。西屋有一个比南窗户还大的西窗户，南北炕靠西山墙连接着一窄溜西炕，刚能放一张八仙桌子那么宽。小时候我家比别人家亮堂，主要是有了西窗户，也比别人家暖和，是有了串通南北炕的西炕。现在学了点民俗，懂得这是有满蒙特点的民居。那时达里巴有西窗户西炕的没几家。蒙古人以西为大，我想那个叫“巴达廉”的蒙古族老乡，我们就先后睡过同一铺火炕。没想到这屋我一住就是30年，直到离开故乡时卖给了一个刘氏人家。现在想想真是不该卖掉，好让我回到故乡有个“家”，可是老宅已被扒掉，原处盖起了四间面目全非的红砖蓝瓦房。我真的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为此曾写了一首《压在心上的房》作为纪念。那个有满蒙特色的西屋不在了，可我的精神家园还在，我的达里巴还在。前几年，有很多县区合并乡镇，我真怕区域越来越小的达里巴被合并到其他乡镇，好在没有发生。 一九七九年秋天，我进入前郭师范学校读书。没想到第二年学校改名为白城地区前郭蒙古族师范学校，使我又一次和“蒙古”发生了联系。我的老师中有很多是蒙古族人，同年级同学中蒙古族人也很多，下个年级是一色蒙古族同学，都说蒙古语。这是我了解蒙古族文化的开始。正是在这段学习期间，我爱好上了草原歌曲和文学。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校园，我成了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之一，唱不好敢唱，写不好敢写，在同学中闹了个脸熟，其实没啥真东西。 我的家乡没有因我没有真才实学抛弃我，相反接受了我。我在农村中学没唱明白，但瞎投稿也有“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时候。时间久了，发表一些小“豆腐块”，还真遇上了几位伯乐。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成了一名县级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说来也巧，我所在的编辑部蒙古族编辑记者占绝大多数，没想到我在这里成了“少数民族”，感受到了浓浓的蒙古族文化氛围。 说来我在文学创作上遇到的伯乐中，有两位是蒙古族人。一位是苏赫巴鲁老师，在写作和做人上给我很多教诲，1988年他与芦萍老师介绍我加入吉林省作家协会。另一位是包广林老师，不但关心我的写作，还关怀我在政治上的成长和进步。这两位蒙古族前辈是创作的巨人，做人的高标。能认识他们真是三生有幸。 出生的屋是蒙古民居，出生的小屯是蒙古人名命名的屯子，上学的学校是蒙古族师范学校，工作的单位是蒙汉双语的广播电台，一生重要的恩师又是两位著名的蒙古族前辈。这足以说明了我与“蒙古”二字的缘份了。 难怪，我走到哪里很多人都认为我是蒙古族人。 细细想来还是那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道理。看来我得感谢古老的郭尔罗斯，感谢达里巴。 达里巴屯西部是一片草原，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我从小就在草原上拣牛粪，打羊草。置身于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草原上，心灵会纯净得就像眼前的水泡子。面对辽阔的草原，没有人与你交谈，你只想漫无边际地唱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达里巴看过电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最能打动我的是歌曲《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前边没有歌词的“过门”。太奇妙了，一下子又把我带入了辽阔的草原上，让我心醉。后来有人说那是蒙古长调。从此我就爱上了这种带有“诺古拉”和真假声交替的长调。现在我已能学着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莫德格、照那斯图等长调大师唱几支长调歌曲。每次学唱，就仿佛回到了草原，回到了达里巴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