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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廉洁素养 廉洁素养是精神素养的组成部分，是内因蕴育、外因滋养，长期形成的个体关于廉洁的稳定的精神境界、心理取向、文化内蕴、行为习惯，其本质特征是个体关于精神和物质关系的认识在面对不应得的利益时的主客观反映。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廉洁一直是政治执政标准、社会核心价值、文化倡导方向、经济运行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处于特定的历史转型时期，腐败的基本来源不再是体制的僵化，而是围绕体制而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廉洁素养问题，要更多地从精神层面进行分析，只有当廉洁成为国家精神、民族精神、公民精神的共同取向时，廉洁才能被全社会实践和尊崇，并且蔚然成风。 廉洁能够升华为信仰，使人们对廉洁的理解、坚持和向往更加稳定而持久 。要对精神和物质关系作正确的把握界定。“腐败无所不在，它不只是公共官员滥用职权的问题，而是人们为了捞取任何不义之财而滥用职权的行为”。大量腐败行为以追逐物质利益较大化为基本特征，牺牲社会正义和公共利益，在不正当交易的过程中累积私人资本及资产，程度往往由浅及深，从初期的顺手牵羊，偶然为之到把攫取财富作为唯一目的，不择手段，所谓“神为物所役”，反映了个体精神世界对物质的认识和把握发生偏差，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把握发生偏差，精神世界空虚麻木，对自身精神关怀缺失，生活情趣低下，生命质量不高。当个体重视精神胜于物质时，对腐败的防御能力则自然增强，不屑或不愿自降身份，与腐败同列。 要保持对人类优秀道德的尊崇追求。人类历史浩浩长河，涤荡着恢弘的人类文明。林肯说过，“凡是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古今中外，廉洁是为人的重要素质，因为腐败带有浓厚的自私色彩，私与公是一对矛盾体，是与执政为公、清廉从业格格不入的，腐败必然偏袒，廉洁才能公正，公生明、廉生威。在中国古代，帝王以鼎祭礼，其后士大夫分食祭祀之物，其中有一层重要的意思就是帝王借分食之举教育士大夫要天下为公，尚君子之德，取予之间，依道而行。在西方，当个体与公权力、公职相关联时，往往会进行严肃郑重的宣誓仪式，不仅是个体履行公职的承诺，也是对人类优秀道德的追思和继承。当我们能保持对廉洁的尊崇和追求时，生活的境界和层次也就高了。 要坚决维护个人信念尊严。毋庸置疑，腐败会带来生活暂时的宽裕，特别在腐败观念被从众心理衍生时，法不责众，鱼目混珠，腐败甚至会带来所谓“良好”的人际关系，被某一个群体认可为一个圈子里的人，共同分享圈子利益。大多数腐败者不能有勇气对腐败说“不”，怕被某些人群孤立、抛弃，放弃了内心坚守的廉洁底线，错误地选择了与腐败为伍，把自己的人生的缰绳交到别人手中。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其人格独立性不够，为了坚守信念和尊严，要耐得孤独、耐得寂寞、耐得委屈，有“取一文，则我不值一文”的气魄，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情怀，正气浩然，正步人生。西萨摩亚的一位总审计长的一段话点出了信念的力量：“如果我忠于职守，那么我就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而必须作出的决定，就会对许多大人物和一些亲朋好友造成影响……唯一使我不为所动的是我的坚定信念，即我们的孩子、人民和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能否使我们的治理体系象宪法所憧憬的那样良好地运转。” 廉洁能够历练为操守，使人们在文化和修养层面有着良好的倾向，逐步形成深厚的廉洁心理基础 深化洁净观念，突出廉洁修养。择善而从是古往今来一切正人君子、清官廉吏为人处事的一条重要准则。腐败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腐败与人性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所以必须不断倡导洁净的观念，在犹太人的法典《塔木德智慧书》中，专门有一节阐述“洁净与不洁”的问题，告诫犹太民族无论处于何种境遇，都要保持洁净的生活方式，这是犹太民族精神高超和优越的方面。生命是纯洁的，不洁的行为会污染生命的本源，污染社会环境。如果大家遵循的不是同一游戏规则，那最后倒塌的将是人类共同的大厦。透明国际组织的定名取为“透明国际”也就是要清明公开，建设廉洁世界，倡导各国人们干净干事，廉洁做人，各国政府要在公共生活和公共服务中建立和保持廉洁。特别强调树立和宣扬公务员的廉洁意识、凸显廉洁行为的示范意义。当洁净的观念深入人心时，廉洁生活方式则自然会成为人民追求和实践的生活方式。 着眼价值引导，突出廉洁文化。贿赂是一种邪恶的做法，它正在侵蚀着每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础。去不去搞腐败，和一个人自孩童时就形成的思想观念和其社会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在某些社会层面，腐败甚至被谬称为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很多国家反腐败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重新界定该国的规范和价值体系。腐败者都具有以物质满足为基本特点的低级的需求结构，他们实施腐败行为的内在的驱动力，是这种内在物欲满足为特征的不良心理需求和外部不良环境刺激的双重作用。“重要的是要从教育我们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