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docVIP

访谈：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张国良教授 记：众所周知，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大陆最早介绍传播学的院校，您认为复旦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有哪些特色？您又是如何评价这些年复旦的传播学研究？ 张：要讲复旦传播学研究的特色，首先是起步最早、影响深远。她的贡献和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起始时间相关联。传播学的引入分两次，一次是50年代的早期引入，可惜很快就中断了；近期引入是在70年代末，当时在复旦新闻系创办的一本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研究》上介绍了传播学的一些情况，薄薄的小册子，影响很大。其次，复旦师资力量比较强，因为有一批人，代表人物就是郑北渭教授。他于50年代特意从海外回到祖国，可是一直没能充分发挥专长，到70年代末，才有机会做了一些工作。后来年龄大了，就到美国安度晚年了。他和另外一些老师像陈韵昭教授等，在引入传播学方面所做的贡献，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再次，复旦培养了一批传播学人才，如居延安、俞旭、祝建华、赵心树、陈怀林等。 不过，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复旦传播学研究有一个低谷，包括培养的人和被培养的人很多都出国了，即所谓人才流失，相当严重。当时复旦把很多年轻人送到国外去学习，希望他们回来发挥更大作用，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多数人不再回来，并且大多改行，另谋出路了。 在1992年市场经济确立以后，局面逐步改观。一方面，教师的待遇多少有些提高；另一方面，毕竟总有一些人认为做这个工作有意义、有价值，坚守岗位，所以这支队伍又陆陆续续增加了新生力量，重新壮大起来。 记：目前，复旦的传播学研究正着力做哪些工作？ 张：由于复旦最初是有明显优势的，这种优势后来受到很大削弱，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建优势，这不单是指恢复到当年水准──事实上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而是指适应飞速发展的形势需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应大大超过当年，努力向亚洲、世界先进水准的目标前进。重建优势的关键还是在于人，所以我们现在大力抓青年教师的培养。比如，请专家集中开讲座，强化研究方法的训练；以科研项目为纽带，把青年教师、研究生乃至本科生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边干边学；分期分批地把青年教师派遣到国内新闻单位和海外新闻院校去学习、实践、锻炼，等等。 记：据我了解，您涉足传播学与留学日本有很大关系，是这样吗？ 张：有一点关系吧。1979年，日本新闻学界权威、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内川芳美教授访问中国，他当时也是无心插柳，既然来中国，总要讲点东西，于是在复旦大学介绍了传播学在日本的一些情况，成为最早到中国介绍传播学的外国人之一。施拉姆大家比较熟悉，内川芳美知道的人比较少。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听了他的讲座，初次接触传播学，觉得很新鲜。后来组织上安排我到日本学习，在出国表格上我就填了刚刚听说的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作为我希望去进修的机构。1981年初我到了日本，但当时对传播学的了解还比较肤浅，主要是过语言关，只能说对传播学有了一个基础性了解。但第一次去日本，不管怎么说，引起了我对传播学的兴趣，也引起了我对日本传播事业的兴趣。后来我就朝这个方向努力，读研究生，做《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到1991年我博士毕业的时候，论文接着也就出版了。 记：您自从与日本的传播学研究结缘以后，与日本的学术交流和合作越来越频繁，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日本的传播学研究？他们有哪些地方可资借鉴？ 张：我跟日本的传播学界关系确实比较密切，曾去过多次，也有一些朋友。当然，这无所谓绝对的好坏，因为要讲好的一面，是对日本了解比较多一点，但正因为和日本合作多了，对美国、欧洲的关注就少了，这可以说是不好的一面。下一步，我想更多地注意美国，因为美国毕竟是传播学的大本营。这一点在内川芳美来讲学时，我还不明确，觉得日本也是发达国家，传播学也应该不错，但去了以后才知道，如果要学传播学，最好还是去美国。但既然已经去了日本，除了充分利用它的文化桥梁的长处（日本确实尽最大努力翻译、介绍了各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包括传播学文献在内）之外，我就把更大精力放到了对日本新闻事业的研究上，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形势的适应。这样说来，结合某一特定发达国家的传播事业，用传播学的视野和思路，去研究它的历史，大概也可以算是复旦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特色。 但深入研究之后，我就发现从传播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来讲，日本不是说没有一点贡献，但贡献不多。它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信息化社会理论上，因为日本信息化比较早，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有一些特色。 日本人研究的特点是很细，他们调查做得很多也很深入，经常从一些细微的地方入手，比如同样研究电视暴力节目，他们会研究美国和日本有什么不同，观众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要说日本对我们的传播学有什么启发，我认为日本学者的认真细致可以借鉴。实际上，这里边就有创造了。 记：您最近又在做哪些有关日本方面的课题研究？ 张：最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