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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新财界财经6月7日讯 仅用35年的时间，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世界头号工业国和制造业中心，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是如何在鸦片战争一个半世纪后突然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呢?要知道，很多具有更“优越”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条件的小国都一直无法做到这一点。探究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其中有两种颇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 　　一种属于盲目悲观派，认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超高速增长不过是政府靠海量投资制造出来的“振兴假象”，是靠牺牲环境和人民长远利益炮制出来的经济泡沫。 　　这一泡沫的不可持续性在于，中国缺乏一系列使得西方当年能够崛起并维持其经济繁荣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文化和政治元素，比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法制、私有银行和独特知识体系，以及完美的市场机制、资本自由流动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因而中国必须靠不断山寨和剽窃西方技术和商业秘密，以及更多的低效国企投资来维持基本增长和就业。 　　一旦廉价劳动力用光(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到来)和政府债台高筑，除非能够实现政治体制向民主制度转型，完成彻底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全面的国企和土地私有化，中国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崩溃将不可避免。 　　图一：从公元500年到2014年之间，世界各国累加GDP相对比例变化图。从左至右、由上到下各个颜色分别代表：非亚洲古文明国家(希腊、埃及、土耳其、伊朗)、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所谓累加GDP，即对于所有列出的国家，其GDP总量必须占全世界GDP总量的70%以上 　　另一种观点属于盲目乐观派，认为中国的崛起不过是向曾经拥有的上千年辉煌历史地位的自然回归。中国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一历史地位至少从公元前200年保持到公元后1800年，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见图一)。 　　中国曾创造了无数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奇迹，包括促成文艺复兴后西方全面崛起不可或缺的四大发明以及在陶瓷、纺织和炼铁等方面的领先技术。因此，中国一旦觉醒，回归它以前灿烂文明的巅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拿破仑曾形容中国是一头睡狮，“让他睡吧，因为当他醒来时，全世界都将为之颤抖”);而这个时间点已经到来。 　　但是这两种观点都缺乏严格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经不起推敲。它们或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或是基于对历史的肤浅线性外推。一个不具备创新能力和包容性政治文化的国家如何可能保持35年的超高速增长，迅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中心?这一点，资源丰厚的非洲没有做到，奉行 “华盛顿共识”和“市场万能”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甚至工业基础雄厚并采纳了民主制度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也没有做到。 　　另一方面，如果灿烂的古代文明能够预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未来，那为什么埃及、印度、希腊和奥斯曼帝国没有重振昔日雄风，在今日工业强国林立的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中心闪亮登场? 　　本文为中国崛起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这个解释根基于西方当年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迅速崛起的历史，根基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内在政治经济学逻辑，根基于对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多次工业化失败原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借助于这一解释，我们不但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根本原因并更好地预测中国未来国力的走势，还可以借以分析其他国家工业化成败的深层次根源，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而不是在其它欧洲国家或当年的中国和印度)发生的“秘密”本身。 　　近来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已经结束：经济增长率已经从两位数降到了7%，甚至更低。中国的股市低迷，人民币也倍受攻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预测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似乎是过于乐观了。 　　但是，这些悲观论者或许知道如下历史事实：美国在整个19世纪崛起的过程中发生过15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一次长达四年的内战，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之后，美国经济还在1907年和1930年两次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在整个20世纪主宰和引领了全世界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而这绝不是因为美国具有与世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而是因为它在整个19世纪一百年间全力推行了建国之父汉密尔顿为其制定的正确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 　　关于中国崛起的几个基本事实 　　35年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三分之一;今天，以工业产值计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中国当前用低于世界6%的水资源和9%的耕地，生产出了接近全世界一半的主要工业品，其中包括粗钢(美国水平的8倍，世界供给量的50%)、水泥(世界总产量的60%)、煤炭(世界总产量的 50%)、汽车(超过世界总供给量的四分之一)、工业专利申请(美国的1.5倍)。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高速列车、机器人、隧道、桥梁、高速公路、化纤、机械设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