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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从教之路 ----胡朗 原文载于北京师大附中校刊《青杉·附中人》第34～36期 我的简历 我叫胡朗，北京人，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省盂县东坪煤矿当工人。1970年起从事教育工作，2003年回到北京。回京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高中物理教师。 和许多人一样，我曾有过许多美好的理想和追求，也有过实现美好理想的机遇。 1962年，我参加了北京市首届中学生高中数学竞赛，出乎预料地获得了高二组一等奖的第一名。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召开的发奖大会上，华罗庚教授亲自给我颁了奖，还和我们一起亲切座谈。那时，17岁的我暗下决心，将来一定也要当一名象华教授那样的数学家。1963年我真的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然而十年浩劫将我的理想化为泡影！ 1963年的上半年，我念高三时，空军在高中招收飞行员，我又曾向往飞上蓝天。全校200多人报名参加体检，只有2个人合格，其中就有我一个。不久，部队首长来校召开了应征家长座谈会，眼看着就要穿军装了。就在这时，北京市委突然下了命令：高三毕业生要先参加高考，接受祖国的挑选，高考前一个也不能走！这道指令又把我从蓝天拉回到了地面！ 1968年我大学毕业。和所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大学生一样，我们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要到基层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被分配到山西省盂县东坪煤矿当采煤工。 我曾为此叹息：为什么命运总是在紧要关头跟我作对？我抱着“不服气”的情绪走上了工作岗位。在煤矿，工人师傅看我身单力薄，不让我干重活，我偏要干。队长让我一人顶半个班，我偏要顶全班（那时是手工采煤，我们装工的任务是把采下的煤用铁锨装到矿车里去，当时规定每人每个班要装满16车，即16吨）。一个月后，我的装车速度就超过了一般工人。我的这股苦干精神受到了工人师傅的赞扬，我也被他们的乐观、热情、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所感染，心情也愉快起来。当时我的体会是：人活得是否有意义，并不在于你的工作岗位，而在你是否能脚踏实地，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是金子，放在哪里也会闪闪发光。 1970年，当时国家号召在农村普及九年制教育（从小学到高中），我被调出煤矿当了教员。从1970年底到1977年底，我先后在盂县的仙人联校、东庄头联校、仙人中学当教师，教过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农村简陋的教室、穷困的学生和辛勤耕耘的老师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看到中国广大的农村太落后了，太缺乏合格的教师了。我这个大学生在学校里成了“万金油”，哪儿需要就往哪儿抹。在东庄头，我一个人带了高中两个年级的数学、物理和一个年级的化学课。每天白天要上四、五节课，晚上要备课到深夜。生活虽然清苦，身体虽然劳累，但一上讲台，面对一双双渴求知识的大眼睛，我就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把他们培养成材，让他们今后能有机会走出大山，和我一样进入大学深造；让他们中更多的人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用科学技术来改造自己贫穷落后的家乡。孩子们也特别喜欢我，下了课就围住我问这问那。过年过节总要给我送来各种家乡特产让我吃。我深深感到：山区的人民需要我，在这里我也同样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1978年恢复了研究生考试制度。父母和同学们都劝我报名。当时我已经调到县教师进修学校了。我填好研究生报名表交给了教育局长。两天后局长找我谈话，说：“县委领导专门研究了你的问题，一致希望你能留下。你也知道咱们县里的师资很差，在进修校你一个人教着数、理、化三科的大专进修班，你一走这三门就都没人教了。这关系到全县学生的前途啊！”当时的具体情况，我已经成家，爱人是民办教师，两个孩子都很小，离开盂县到北京去也有很多实际困难。于是我放弃了考研的机会，在这里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好好培养下一代。我相信他们之中一定能产生出更多的研究生、科学家，这不是也很有意义吗？ 1985年，一位赴瑞士留学的大学好友给我来信（她是丁肇中教授的研究生），埋怨我“没有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说我从事中学教学是“人才的浪费”。并表示，只要我同意，她可以推荐我到北京计算机学院数学系去任教。我给她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我说：“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国家需要两种人：一种是象你那样，立志攀登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峰，为国争光；一种是象我这样，立足基层，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而努力。两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广大劳动者文化素质的提高，有了高科技的成果又靠谁去掌握呢？很多发达国家正是用种种方法吸引第一流的人才从事教育，才实现了全民素质的提高，加快了社会的进步。当中学教师绝不是浪费人才，而是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培养更多人才的有意义的工作。”后来，我又多次放弃了回北京和到大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