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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代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问题 刘 东 超 摘要：我国当代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变迁，其最为主要的内容是被城市化的广大农民接受城市文化而放弃乡村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文化冲突甚至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但这些问题终将会在较长的时段中得到解决，社会的有机融合将是新旧市民共同迎来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城市化 农民 变迁 在广义上，城市化的关键词有四个：人、物、时、空。人是城市化的主体，城市化就是将人从农村向城镇集聚，这一集聚既有人驱动人的动力方向，也有人自愿流动的方向；人的流动自然带动物随之流动，人的聚集自然导致物的聚集，而且，在某些情况，某些物可能还得先人而动，也可能后人而动，也可能离人而留；人、物的流动是在空间展开的，城市化的本质就是空间布局变化，就是（对人来说）小部分空间的挤压和大部分空间的腾空；正是因为人、物和空间的变化，时间也发生变化，由空旷稀薄的生活时间变成紧张密集的时间，时间对城市化的人来说由宽裕的资源变成为紧缺的资源。在哲学上，这四种因素的变化意味存在（being）的变化，意味人的本质的变化，意味着人之构成要素的变化。在历史中，这种变化意味着文明形态的变迁，意味着人类演进的阶段跃进。在心理上，这种变化意味着欣喜和迷惘，意味着适应和无奈，意味着巨大的不可知和莫测高深。在社会中，这种变化意味着秩序的重新调整，在这一过程中，无序和有序往往并存，强制和混乱并存，冲突和融合并存。 城市化在传统社会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近代出现了加速现象。对于我国来说，城市化的主体过程无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展开。据专家测度，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17.9%，2011年则达到51.3%。如果我国在未来20年内走较快城市化的道路，或者说如果我国按照前30年的速度前进，到2030年我国的城市化将达到65%。那么也就是说有接近50%的城市化是在今天的前后五十年内完成。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巨大的生存空间的变化，当然也是经济、政治层面的变迁，更是文化的变迁。在此，我们想从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adaptation/social cohesion）的角度讨论我国当代城市化所带来的文化层面的一些变迁和问题。有必要说明的两点是：第一，这里的文化概念是在狭义上使用，即只讨论其精神层面，对于其物质和制度层面只略作涉及，而且这种涉及也是服务于精神领域的考察。在此我们选取心理、道德、习俗、休闲和信仰五个层面来进行观察。第二，这里的社会整合更强调个体或群体内向的社会生活体验及其规范层面的表现或社会现象层面的表现。 从乡俗文化转变为城市文化是对城市化的文化变迁的宏观描述，实际上其内里尚包括诸多复杂的环节和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对接、碰撞和融合，而它们的这些动力关系表现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在此，我们在社会整合的维度上将城市化的过程划分为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初期阶段指的是城市化的启动阶段，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中期阶段指的是城市化的初步完成阶段，农民已经成为市民，但各个方面都在从不适应到大体适应；后期阶段指的是农民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市民的后续一切过程。 一、心理问题 心理是社会文化最为基础的层面，包含极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和瞬息万变的特点。但其内部仍然有着较为固定的规律和相当普同的要素。在此我们关注城市化过程中导致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心理内容，这是决定其他精神文化内容的深层力量。 在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对于农民来说，城市化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变化或心理冲击。这种变化可以用“喜忧交织”但“喜大于忧”来表达。喜是因为愿望的满足。可以说，对于中国当代的广大农民来说，成为城里人是他们几辈人的梦想，是他们努力工作的重要动力。即使在这一目标对于其中有些人来说永远也实现不了，但仍然不能断绝他们这种身份转变的梦。因为城里人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荣光和幸福，意味着生命的提升和价值的实现。因此，如果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完成梦想的机会，他们怎么可能不兴高采烈、欣喜若狂呢？他们这种高兴即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子女。大约为后者的程度更要强烈一些，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子女可以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了。但是，这并不能遮蔽或稀释他们的“忧愁”。这种忧愁来自对于生活资料从何而来的担心、对于自己能否适应的担心、对于原有市民歧视的担心。这种担心本质上是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这种担心在某些农民身上甚至可能转化为一种恐惧，产生对于城市化自觉不自觉地抗拒。这种担心和恐惧实质上是对自己社会能力和认知能力的不自信或自卑。虽然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会欢天喜地地迎接新的城市生活。这是因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会压倒这些担心和恐惧，长期吃苦耐劳形成的毅力和韧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这些担心和恐惧。 在城市化的中期阶段，成为市民的农民的喜忧心理基本上都在变淡，尤其是喜悦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