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民性格..docVIP

文化与人格：中国和欧洲---兼论文明转型期国民性格的再建构 何 平 四川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 发表于北京：《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1期） [摘要] 本文借用“国民性格”和“人格”等社会科学的概念，在与抽象意义上的“欧洲人格”相比较下，讨论中国传统人格的特征。论文认为在现代性的文化氛围中，人格的再建构不能受到忽视，而且，其社会道德规范建设应该放在首位，还必须在继承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来进行，由此产生对中国传统伦理哲学的再诠释问题。论文认为这种再解读可以走施莱尔马赫的循环论诠释学和王阳明的实践伦理学的路径。论文分析了《论语》人格境界的三个层面，注意到儒家道德教化理论博采“发展论”、“发现论”和“改造论”三大模式，主张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和人格形象在经过当代诠释学的清洗后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融入到当代中国的伦理言说中。 关键词： 国民性格 儒学 中西文明比较 20世纪中期，对世界各地区的文化人格的探讨曾经是国外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许多学者认为由于生活在大致相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中，接触到大致相同的制度、语言和生产方式，受到被社会认可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影响，并都在大致相同的养育子女的模式中长大，一个民族或文化中大部份人的行为和心理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性，这些行为和心理特征就构成所谓的“民族性格”， 而且不同民族的人格形态是有差异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在其菊花与刀中对日本的民族性格进行了极有影响的探讨。60和70年代欧洲学术界颇为流行的文化与人格的比较研究中，弗朗西斯．徐、E．埃瑞克森和H．赫芝森等学者讨论了东亚中国和日本的所谓“羞耻型人格”和西方所谓的“罪感型人格”。日本学者Hajime Nakamura著书比较中国、印度和日本等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认为中国文化和人的思维方式以实用主义为特征。 更早在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也在中国的宗教中比较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与人格。一战后，斯宾格勒出版名著《西方的没落》，认为近代欧洲是一种“浮士德类型人格”。 对中国国民性格的研究开始得更早些，早在17世纪，西方来华的耶稣会士已对那时的中国人的性格进行观察描写。 1857到1858年间，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在他的通信集中有不少对中国人格的描述。1894年，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美国传教士阿瑟．斯密思（旧译为明思溥）发表中国人的性格特征，较为详细地描述了他眼中的中国文化与人格。 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也引起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化与人格特征的反思。梁启超曾写出了若干论文探究中国的国民性，从救国的立场出发，他断言中国国民性格缺乏独立性，并思考改良之道。鲁迅也探讨那时的中国民族性格，他的阿Q正传以文学的手法揭示了那时中国民族性格的弱点。梁漱溟在他那本著名的《东西文明及其哲学》中对中国、印度和欧洲三大文明区域中的人格形态有不少洞见。在他看来，文化的区分本质在于意志克服外在障碍和满足自己欲望的态度与方式，欧洲人以征服自然和环境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中国人则在欲望与环境之间力求一种平衡。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又一次掀起对中国文化与人格的比较研究，但大多从批判的角度，着力说明中国人格的薄弱之处。中国传统文明和国民性格在20世纪这一长时段中显然有着断裂性的变革，如何在21世纪文明转型期建构新的国民性格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和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本文将在比较中国传统人格和欧洲人格下，探讨继承传统伦理哲学和重构新型国民性格。 一、中国和欧洲传统人格观念 人格是个人在内心和外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性格、气质、习惯、处世态度以及对自我社会角色的认知等等构成的一个复合体，从哲学上来说，它与界定了作为社会中或多或少独立的个体的人的观念相关联，人格也包含了个人作为权力和义务的载体的资格的概念，它也常指在一种较高道德水准上对这些内心意识和外在行为方式的统合。同一民族或文化的个人表现出的共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也被称为民族性格或国民性格。 一种文化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观念（the concept of person） 到中世纪，在基督教哲学的影响下，人的本质的观念增加了关于人俱有道德意识和内在精神生活的内涵。基督教传播了有关人的起源和人生历程的新说法，同时也增加了对人的缺点和人生艰辛历程的同情。到了近代，在以笛卡尔和康德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中，人被规定为是一个思维和行动的主体。笛卡尔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表现了这种观念。 中国和欧洲在人的社会本质这一问题上存在较大看法上的差异。 在欧洲，关于人的抽象概念出现时就同人的法权和社会责任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抽象的人是一个拥有法律规定的权利的人。在中国，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最早言说也许可以追溯到孟子。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也者，人也”。在孟子的眼中，人的社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