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docx

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 提要]? 本文通过对“目/眼”“足/脚”等8 组同义词在中古时期变迁递嬗情况的分析，试图就汉语词汇史 研究的方法和途径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文章认为：词汇史有别于训诂学，二者不应混为一谈；中古词汇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兴趣和力量集中于疑难词语考释的现状亟 须改变；常用词语演变的研究应当引起重视并放在词汇史研究的中心位置，此项工作前景广阔，但难度很大，需要几代学人共同努力，以期逐步建立科学的汉语词汇 史。 在汉语史诸部门中，词汇史向来比较落后，而中古（晚汉—隋）时期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尤为薄弱。〔1〕近二十年来， 经过郭在贻等先生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中古词汇研究已经由冷落而繁荣，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专著如林，各擅胜场，单篇文章多至难以胜数。这些成果是应 当充分肯定的，它们对古籍整理、辞书编纂等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也为建立汉语词汇史积累了许多有用的材料。但是，这些论著大多偏重疑难词语的考释，研究 的对象集中在从张相到郭在贻一贯强调的“字面生涩而义晦”和“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这两类词。也就是说，主要还是训诂学的研究，是传统训诂学的延伸和扩展。 至于作为语言词汇的核心的“常语”，向来是训诂学者认为可以存而不论或者无烦深究的。然而，要探明词汇发展的轨迹，特别是从上古汉语到近代汉语词汇的基本 格局的过渡，即后者逐步形成的渐变过程，则常用词的衍变递嬗更加值得我们下工夫进行探讨。而这正是汉语史异于训诂学之处。因为不对常用词作史的研究，就无 从窥见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也无以阐明不同时期之间词汇的发展变化，无以为词汇史分期提供科学的依据。训诂学与词汇史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训诂 的目的是“明古”，训诂学的出发点是为了读古书——读懂古书或准确地理解古书。因此，那些不必解释就能理解无误的词语，对训诂学来说就没有多少研究价值。 词汇史则颇异其趣，它的目的是为了阐明某一种语言的词汇的发展历史及其演变规律，而不是为了读古书，尽管不排除客观上会有这种功用。所以，在训诂 学看来没有研究意义的词汇现象，从词汇史的立场去看可能恰恰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目前在语言学界还存在着一种模糊认识，有意无意地将训诂学和词史混为一谈， 以为考释疑难词语和抉发新词新义就是词汇史研究的全部内容。这种认识对词汇史研究的开展是不利的。因此，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这两门学问各有其彼此不可替代 的价值，由于研究目的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所用的方法和材料等等都有所不同。在目前词汇史研究还很薄弱的情况下，有必要分清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它们的区 别。 早在四十年代王力先生就撰文指出：“古语的死亡，大约有四种原因：……第二是今字替代了古字。例如‘怕’字替代了‘惧’， ‘绔’字替代了‘ｋūｎ＠①’。第三是同义的两字竞争，结果是甲字战胜了乙字。例如‘狗’战胜了‘犬’，‘猪’战胜了‘豕’。第四是由综合变为分析，即由 一个字变为几个字。例如由‘渔’变为‘打鱼’，由‘汲’变为‘打水’，由‘驹’变为‘小马’，由‘犊’变为‘小牛’。”〔2〕又说：“无论怎样‘俗’的一 个字，只要它在社会上占了势力， 也值得我们追求它的历史。例如‘松紧’的‘松’字和‘大腿’的‘腿’字，《说文》里没有，因此，一般以《说文》为根据的训诂学著作也就不肯收它（例如《说 文通训定声》）。我们现在要追究，像这一类在现代汉语里占重要地位的字，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至于‘脖子’的‘脖’，‘膀子’的‘膀’，比‘松’字的时代 恐怕更晚，但是我们也应该追究它的来源。总之，我们对于每一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虽然古今书籍有限，不能十分确定某一个语义必系产 生在它首次出现的书的著作年代，但至少我们可以断定它的出世不晚于某时期；关于它的死亡，亦同此理。……我们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然后新训诂 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3 〕王先生所说的“新训诂学”，实际上就是词汇史。后来他又在《语史稿》第四章“词汇的发展”中勾勒了若干组常用词变迁更替的轮廓。此后陆续有学者对王先生 论及的各个新词出现的时代上限提出修正，但讨论对象基本上没有超出他举例的范围，且仅以溯源（找出更早的书证）为满足。溯源当然是词汇史研究的一个方面， 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因为不明“源”就无从探讨“流”，但是仅仅溯源是远远不够的。蒋绍愚先生曾经设想，“可以根据一些常用词语的更替来考察词汇发展的 阶段”。〔4 〕在新近出版的《蒋绍愚自选集》中，又多次论及这一问题〔5〕， 还有专文《白居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词》〔6〕，分析探讨了与“口”有关的四组动词从《世说新语》到白居易诗到《祖堂集》的发展演变情况，并运用了判别 旧词与新词的两种基本方法——统计使用频率和考察词的组合关系。蒋先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所作的探索，无疑将对推进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产生重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