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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教育财政管理体制历史、现实与未来 中国教育财政管理体制历史回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应地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一直到1980年，中国教育财政实施的是中央统一财政与分级管理的体制，即各项教育经费均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县分级管理，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需要拟定教育发展计划，逐级上报，最终由中央政府进行同意调整和平衡。这种高度集中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是与当时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相吻合的，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过分集中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不利于发挥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积极性，影响了地方教育发展的进程。 1980年，中国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即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财政收入与支出，各省“分灶吃饭”的中央与地方分级负责的新财政体制。1980-1985年，在这个阶段，教育总投逐年增加，但这些投人都是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和农民认识的转变而进行的自发投人，国家财政投人水平并不高，虽然颁布了《教育法》，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法律规定，但由于当时财政管理体制尚处于变革之中，国家财政投人的重点也没有放在农村基础教育上在这一阶段，农村教育财政管理体制逐步走向制度化，财政投人水平显著增加。可以说，每一阶段的教育投资体制都曾有过积极作用，都把解决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问题作为重点，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问题。 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平衡从全国平均指标来看，一个县要把25%的支出用于教育。但在财力分配上，我国与多数国家一样，上级政府(中央、省)集中了大部分收。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不承担教育的财政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承担举办教育的筹资重任是教育举办责任与财力不对称问题的主要体现。地方政府教育预算体制不健全，预算约束力软化 由于分权化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造成了各地方政府预算口径不统一，预算体制不健全。教育资金在编制、拨付、使用时的硬预算特征没有得到真正体现，且预算外资金所占比重增大。其一，农村教育经费没有独立的预算科目，再分配等级偏低，预算资金编制初期就留有较大缺口，不能满足教育的基本需求，多数靠学校和学生自筹解决。其二，教育预算资金在拨付、调度、使用中性质易变，地方教育部门挪用学校经费，人员经费挤占公用经费的现象时有发生，预算约束力软化。其三，资金使用效益低，缺乏过硬的考核评估机制。重投人数量、轻产出效益是现行教育资金分配约束不力的重要表现。一方面，面对学校布局不合理、师生比例失调等存量教育资源配置现状，继续沿袭撒“胡椒粉”式的资金分配方式，不仅会降低增量资金投人的预期效益，而且会硬化存量教育资源的粗放低效结构。另一方面，学校经费投入普遍没有实行项目管理办法，缺乏资金使用责任的追究机制，削弱了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调整和完善分权化的教育财政体制，必须重新确定各级政府的职责，本着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基本原则，尽快建立各级政府分摊教育成本的投人机制，确保各地区教育的协调、稳定发展。 1.确立以省为主的教育责任机制。目前，我国教育投人，乡级财政负担近78%，县级财政负担约9%，省级财政负担了11%，中央财政负担了2%。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教育事业费大部分用于高等教育，这不仅不利于各地方教育的协调发展，也造成了三级教育体制的不平衡。出于我国教育事业过于庞大，而经费不足等问题的考虑，教育的主要责任要落实在省级政府上，让省级政府依照各省情况制定各种教育事业方案和筹资计划，承担主要办学责任，然后再层层落实到各县、乡有关部门。 2.提高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投比例。国际上中央政府投人教育的比例颇高，如日本、澳大利亚、法国、墨西哥、西班牙、英国等国，中央政府投人占整个教育投入的比重最高则达80%，最低也为20%左右;新西兰、爱尔兰、意大利、荷兰、韩国等国，这一比重甚至超过80%，可见教育经费依赖中央政府的程度很高提高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投人，解决现阶段农村教育资金严重不足问题，使中央成为教育投人的重要支持力量。 合理划分各级政府教育投入比例在明确了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以后，按其事权大小，划分其应承担的教育经费投人比例是至关重要的。要打破现行的教育财政体制，把只局限于本县负担本县解决的教育体制改为各级政府共同负责的体制。具体说，中央财政负责“教职工基本工资”发放工作;省财政负责“教职工的地方津贴”;市、县级财政共同负担日常开支等“公用经费”;大型校舍建筑和危房改造等项基金需求，主要通过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解决。 建立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充裕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我国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不规范不健全。这也是直接导致地方教育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加大教育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