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城市发展阶段即原因和特点.docVIP

中国的近现代城市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第二阶段：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第三阶段：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 中国的城市化与近代化一样，具有先天发展不足和后天发展畸形的特色，而这一特色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即使在当今工商业较为发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依然对某些落后地区的城市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为什么说中国近代城市化先天发展不足、后天发展畸形呢？我们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其他客观环境因素方面分析。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开始于封建社会晚期，之前虽然早在宋代就有了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明代更出现了以私人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些仍然难以动摇数千年的封建小农经济的根基。明中后期的海禁更是极大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由于近代以前中国城市的主要职能多为军事要塞或者政府的行政枢纽。这使得在历次战争中，对城市的破坏由为严重。特别在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前期的一系列战争中产生的破坏，虽经历康乾盛世，但依然不能把商品经济完全恢复过来。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以及清朝摊丁入亩的土地制度更是将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 在近代以前，如果说中国的政局与政策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的政治环境则出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近代中国，真正的城市化开始了。但是城市化的开始却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列强各种形式的入侵的刺激之上。“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受西方殖民者入侵影响，中国近代城市化不仅不可能处于那种自身的和独立的发展形态，而且必然带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但是，我们也同样应该看到，如果没有这一种外来因素的刺激，中国的城市化或许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开始起步。没有近代化也就不会有近代城市化。但近代史上先后执掌中国政权的政府在近代化的大潮流下也同样没有使中国走上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晚清政府的顽固派势力强大，并且由于没有认识到近代化城市的作用而对城市化丝毫不感兴趣。北洋政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由于连年战乱，城市化发展也难有好的局面。但是，由于封建制度被破坏，近代化思想和理念的促进，很多城市开始从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型，一些近代化城市的标志也开始大量出现。蒋介石执政时期，中国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同样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然而，随后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又再次干扰了城市化的进行。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直缺乏一个城市化正常发展所需的稳定政治环境。 其次，在经济方面，中国的近代产业迟迟没有良好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个又一个通商口岸的开放，国外的商品和资本的大量流入破坏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民族手工业。外国资本主义视中国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不愿意看见中国富强，因此，不可能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真正有用的帮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由于发展较晚，技术资金皆无法与外国资本主义相抗衡，无法做大做强，故不能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提供必要的充足的就业机会。洋务派所办的一系列企业由于缺乏市场的自由竟争，常常不思进取，不注意改良技术和扩大规模，因此对近代城市化的帮助也微乎其微。而西方的城市化中，出现的情况却是：人口向城市不断的移住，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牧场化，以及机器等等而不断剩余人口化，农村人口因拆毁小屋而不断被驱逐，这种现象是同时进行的。[2]法国著名史学家保尔·芒图更是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写道：“本书每一页都可能有名字的那些城市，皆功于大工业。”[3]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根本不具备类似西方那样正常发展城市化的条件。于是，畸形发展就是十分正常并且理所当然的了。 再次，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自封建社会以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重农抑商的思想便占有很大席位。士、农、工、商的社会职业等级从原来的制度早已发展成为一种偏见而根深蒂固的潜藏在整个民族的潜意识中。由于整个民族文化层次低、文盲率极高，再加上清代文字狱的影响，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始终没有兴起。虽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否定了封建顽固守旧的文化及价值观，但在广大的偏远农村，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聚的封闭性，农村人口的意识形态很少受到影响。封建愚昧保守落后的思想文化是束缚每个人自由的看不见的枷锁，对于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城市化，只能产生阻碍作用。 另外，由于清初大规模的垦田、扩大耕地，生态破坏已进一步严重。加上数千年来对长江、黄河流域破坏性的开发，环境已经承受不住巨大的负担了。但是，由于“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加之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传入，清代人口集聚的膨胀，至清末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四亿，这给予农村很大的压力。中国近代人口增长平均为6.7%，而耕地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