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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质量观的论述 　　一、引言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但是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即使在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依然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均GDP向世界平均水平收敛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此外，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中增长十分有限，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Feenstra,Robert C.,et al.,2013）。而从其他经济发展质量指标来看，比如增长的波动性、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等等，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也问题严重。经济发展质量不高所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可能落入严重的“中等收入陷阱”,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宏伟战略的实现。 　　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质量和效益上，从而正式在党的纲领中提出了经济发展质量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是重要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源泉。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考察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之后指出：“增长模型……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多马，1983）”.经济学家们承认，是马克思最先系统地制定了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济发展各个方面问题的相关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和西方马克思学者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体现在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动力机制和全球化背景中的经济发展质量这几个方面，从而构建了经济发展质量的系统思想，视野涵盖从微观到宏观，从内涵到外延，从单个国家到全球体系的各个维度。马克思主义将以人为本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目标，以内涵式增长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路径，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提出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途径，也为中国走质量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引（齐传钧、郑秉文，2012）.　　　　二、以人为本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目标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具体而又现实地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和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虽然严格区别于纯粹自然界和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但是人类又包含在广义的自然界之中。个人作为直接存在物只具有偶然性，而作为人的集合体存在则是物质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李慎明，2007）。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将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确立为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经济增长依存的基础，而“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1）”.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也是“使人和自然的矛盾真正解决”的历史使命（徐民华，2007）。为了分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引入了一个生态学概念“物质变换”,即指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进行的以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为基本内容的有机联系。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他希望以良好的“物质变换”（改变其纯粹自发地形成的状态）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希望通过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改变不合理的变换形式。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对于改变后的变换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新的物质变换形式，应在技术和工艺方面重视“节约能源”以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提倡的马克思生态-环境伦理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被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高阶段”或者生态学社会主义，以至于被称誉为“绿色马克思”（罗宾逊语），也是宝贵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遗产。 　　从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程度、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物质分配和物质生活的丰富等具体特征来设定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当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是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充分必要条件。马克思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这句话实际上解决了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共同体，乃至世界范围内每个人的关系（叶汝贤，2006）。恩格斯也谈到：“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