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南的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化.doc

晚清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化 这里所说的晚清，系指同治至宣统，即公元1862年（同治元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的五十年间。这时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时期，出现近代化的问题；这时华侨大量拥向南洋，是清朝政府逐渐改变华侨政策和华侨祖国意识强化的时期，因而这个题目的研究应当很有意思。 一、华人大规模移民南洋的状况、原因及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中国人向南洋迁徙，明朝初年业已兴盛，此后络绎不绝，比如，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的六十年间，每年进入西加里曼丹的就在三千人以上，到1820年在那里居住着十五万华人。又如1832年（道光十二年）在菲律宾有几万名福建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清朝政府同英、法等国订约，允许华工出洋，跟着出现华人出国的热潮，及至1893年（光绪十九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海禁旧规，出国的人员骤增，纷纷进入美洲、非洲、澳洲，南洋地近中国，更是华人奔赴的处所。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讲，每年到南洋的华工有十余万人，几年后，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出使俄国的王之春说，每年去南洋的华人多达十五六万。王、薛的不同数字说明南洋的华侨在逐年增多。我们知道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1860年（咸丰十年）为二十二万一千；1870年（同治九年）增至二十六万，平均每年增加三千九百人；1880年（光绪六年）华侨三十四万四千，自1870年以来每年加多八千四百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华人四十六万一千，自1880年以来年增一万七千人；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华人达五十三万七千人，自1890年以来年增七千六百人。华侨的增长在前三十年呈现出直线上升的势态。在缅甸的华侨，1861年[][]咸丰十一年[][]有一万人，1891年[][]光绪二十七年[][]增为四万三千，年平均增加一千一百人，1911年（宣统三年）达到十二万四千人，自1891年以来，年增四千余人华侨数量迅速上升。华人不断地流出，到1890年（光绪二十六年）在南洋华人有300万，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达到400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五十年中，华人像潮水一样，汹涌澎湃流入南洋各地，是真正的出国潮。这样使得这个时期的下南洋，人数多，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且有持久性，这就使它与前此任何时期具有了不同的特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西方殖民主义者之间采取“合作政策”，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派遣驻军，设立租界，拥有领事裁判权，但是共同维系清朝政府，保持中国的“独立”。清朝政府在殖民者的军事、经济、文化侵略面前，被迫接受列强的宰割，逐渐被殖民国家控制，请外国人管理海关，做军事、财政、经济、外交顾问，允许殖民者在华驻扎军队，从而丧失一个独立政府必备条件。殖民者扩大经济侵略，一面向中国倾销商品，继续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为此强迫中国增设通商口岸，由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的五口增到1911年的八十二个；另一方面是实行资本输出，在中国开办银行、工厂，修筑铁路。在列强经济掠夺下，中国资源外流，入超严重，1901年一1910年入超十二亿一千多万两，平均每年一亿二千多万两。中国封建社会等级的对立，贫富的严重分化，人口的膨胀，迫使广大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在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人民灾难更加深重，无法维生，闽粤沿海人民只好出洋谋求生存，学者陈述指出：“光绪末，国政日非，民俗日下，携眷而出，势如奔涛，不可复遏”。中国半殖民地化加速了华人的流向南洋。 十九世纪下半叶南洋土著居民不多，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为实现资本输出，更多地掠夺南洋财富，深感劳动力的匮乏，希望用华人去补充，为此，英法两国政府于1860年十月，分别强迫清朝政府在中英北京《续增条约》、中法北京《续增条约》中承认它们来华招工的权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大量被招往南洋做苦工。光绪间修撰的《闽县乡土志》写道：“膂力强者，用应洋人之招，为苦工于绝城，彼族以牛马视之”。 民国间编写的福建《永泰县志》讲：“同治初年，英、荷诸国开辟荒岛，乏人垦治，以重资诱往作工，遂有贩卖猪仔之事”。都是说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华招劳工的事实，晚清华人的大量移民南洋，正是西方资本输出、扩大在南洋殖民的时期。 中国被迫半殖民化的同时，人们也以争取实现近代化为中国寻找出路，并与殖民者抗衡。在经济建设方面，从官僚办洋务开始，到民间资产者兴办机器工业、矿山，进行资本义式的商业经营，建设铁路、航运和邮电；在政治改革方面，出现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创办学堂，改革官制，整顿吏治，编练新军，但是变法失败，人们懂得了改良不行，准备革命，谋图推翻清朝政府，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生活方式方面，受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制约[][]崇本抑末方针的限制，纲常伦理观念和迷信思想的束缚，改革起来更不容易，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