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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为我党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杰出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融唯物辩证法和战争指导为一体，排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战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研究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特点和规律，探索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法，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把握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探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战争，作为社会各种矛盾剧烈冲突的最高斗争形式，尽管具有很大的“盖然性”，但与其它社会矛盾一样，有它自身的运动和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必须经历一个由个性到共性、由共性到个性的飞跃过程。毛泽东认为，不同的战争有不同的指导规律，主张从各种战争的特点出发，在认识普遍矛盾的基础上去研究特殊矛盾，在掌握一般革命战争规律的基础上去探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创立了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学说和以弱胜强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正确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矛盾。战争同任何事物一样，其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和质的规定性。中国革命战争同世界其他革命战争相比较，由于所处时间、地域、性质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不具体地分析这些特点，认清矛盾的特殊性，就找不到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正确途径和办法。在中国革命战争初期，由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推行“城市中心论”，使接连不断的起义遭到挫折或失败。血的教训证明，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当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探索苦斗的危难时刻，毛泽东立足国情，从分析特殊矛盾入手，揭示了中国革命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基本矛盾、革命主体力量、政治经济情况都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革命必须依托农村逐步展开，走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基于这种科学分析，毛泽东率先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动群众，点燃革命火种，并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奔赴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随着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他深刻阐明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消除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疑虑，使我党我军在认识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在困难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斗争实践证明，毛泽东指明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道路和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深入研究敌我双方矛盾的各个方面。把握战争规律，实施正确指导，不仅要研究战争中的特殊矛盾，而且要研究战争在发展过程中矛盾各个方面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及其发展变化。在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中，时常受到“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为廓清迷雾，指明方向，毛泽东在战争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十分重视从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入手，深刻分析矛盾各个方面所处的地位和相互联系，揭示战争的发展规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剖析了中国革命“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①这四个主要特点，并从这些特点的联系中得出了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战争是持久的，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的正确论断。抗日战争时期，他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等基本特点及其在战争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用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得出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结论，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情况虽依然存在，但革命力量已得到较大发展。他通过对敌我双方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指出敌人的优势只是暂时的，“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②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方法，预测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总趋势，不但使党和军队对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对胜利充满信心，而且为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提供了理论依据。具体考察中国革命战争形式的特殊性。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之中，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才能达到以弱胜强，是我们面临的严峻而突出的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的冒险主义，以及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畏敌如虎的消极防御思想，都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指出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新生的革命力量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后发制人的积极防御战略。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