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doc

无为而治，恰恰是旧王朝有为过头的结果。P15 儒学的政治内容，归结起来，可以列为三点： （一）天道观念。儒家言天，往往有不同含义。有的时候是指自然之天；而更多时候是指主宰之天。这种主宰并不象基督教的上帝，有一个具体形象。但是它在冥冥之中祸恶福善、安排人世间的一切，它的意志谓之天命。这种人格化了的天带有相当大的神秘性。在这一观念之下，借助于天的权威又竖起了皇帝的权威。 （二）大一统思想。儒家的大一统理论，曾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凝固力。反对和制止了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但是，大一统总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它又排斥了一些不应当排斥的东西，并由此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三）纲常理论。自两汉以来这就是维系封建制度的精神力量，而经宋明理学激扬之后，纲常理论遂等同于“天理”，尤愈膨胀而愈严苛。第18页第18页?芽蘖初生的资本主义正在渴求原始积累，并因此而推动一批一批的人走向世界，寻找财富。在航海者的背后有着生产力的要求和经济的动力。 但郑和出使西洋却是宣扬国威，使域外人得以一睹泱泱大国的汉官威仪。如果要说寻找，那么他所寻的不是财富，而是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他的船队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第29页天朝尊严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体制。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从这里派生出的一种特产。在那个时代，政府不会让对外贸易脱出统制，但为了天朝的体面，政府的官员又不能与夷商往来交际。这种矛盾，不能不借助于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办法来解决。十三行的出现维护了天朝的规制，却遮断了西方商人同中国民间和官方的联系。虽然这种做法常常引起西方人的愤懑，但在冲突没有激化之前，中国的君主和官、绅、商都不会觉察到其中的毛病。 从本质上来说，用虚骄来维护天朝尊严同保守防范的意识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夷”与“狄”是蔑视鄙薄之称，但它又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惕惕戒惧。因此，天朝人物虽然不屑接触夷商，但又用一连串防范外夷条规，对西方商人的来、往、住、行都作了严格苛细的限制。第35页由于人口过多，一部分人就不能不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游民或者近乎游民，他们是会党势力的主要来源。会党崇尚忠义，虽说是按儒学本意，忠与义分别对应于“五伦”中的君与友二伦，但在会党文化中，忠不过是义的修饰词，它们强调的都是“出门靠朋友”的互济互助。在一个民以食为天的时代里，互济互助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有饭同吃。这一点对生计无着的游民有很大的吸引力。第46页洪亮吉在乾隆末年已经指出“户口既十倍于前”，“游手好闲更数十倍于前。”积数十年之久，加上鸦片战争后南方社会经济的变动，失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人口无疑会更多。这些人往往为谋生而脱离了乡土，也因此而脱离了宗族庇护。虽说统治阶级称他们为“游惰”，其实他们是社会中最无助和最愤懑的部分，因此也是社会中最易于被均平和互助粘结起来的部分。第71页过去，我们常常强调西方侵略者对我们不平等，但同时又把中国封建主义以夏傲夷的不平等置于视野之外。这多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论题本身会唤起民族感情。然而，以夏傲夷的不平等，毕竟不同义于反侵略的抗争。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与中国封建主义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时代的差距，所以，带来了不平等条约的西方人却又向中国要求平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鞭笞。半是势的压力，半是理的悟通，两者作用之下官场文牍和私人著述中由夷到洋的词汇变换，反映了西人西事在中国的升值。虽然那个时候的人们对此有自愿和不自愿两种感情，但这种变化发生之后已无可逆转。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后来的外交事务，记录了中西交往刺激下中国人世界观念发展的脉络。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每走一步都滞重而且艰难。第102页自道光后期以来，满清王朝曾在抵御外侮的旗帜下领导过多次民族战争。这是一个对抗和失败交错的过程。多次失败导致了屈服；多次对抗又表现了逼来之势面前的不甘屈服。两者交错，反映出晚清当局者在19世纪后60年民族冲突里的矛盾心态。庚子与辛丑之交是一个转折点。 在西太后身上，民族战争的失败同时又意味着民族抵抗意识的全部丧失。她经历了八国联军之役以后的心理变化，代表了一个王朝的变化。因此，奴颜和谀态并不是一种个人现象。 “丧心亡耻”刻画了道德自命的士大夫阶层在国难临头时的道德沦丧。但透视道德沦丧，可以看到的则是二千年历史和传统所孕结的精神支柱在分崩离析时产生的无所依傍和茫然自失。这是道德蜕变背后的深层内容。它不仅影响了士大夫群体，而且影响了其他社会阶层。 庚子年间，传统意识支撑下的猛烈排外达到了高峰。在它失败之后，则是传统意识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的解体。旧的社会力量作为反帝斗争独立主体的时代已经过了。第213页没有良善之政治，同样不可能有真正的实业建设。第336页以白话取代文言，并不仅仅是一场反对文言文的文化运动，而且还是一场深刻的双重意义上的语言革命：一方面改变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