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五声音阶.doc

第三章 中国的五声音阶 第一节 五声音阶的渊源 按照前述的研究精神，我们就开始从头着手，先寻找我国音阶的渊源。 我国起源的音乐是使用五声音阶。 我国五声音阶的推演法，最先的记载是出自战国时代的管仲所著的“管子”一书中。但是早在管子以前我们就先有了五声音阶的音乐，因为音乐产生的次序是：先有音乐而后才有音乐理论的研究与记载，因为学理是跟在既定的事实之后，这点是我们可以确定的。 因此，并非在管子记载的五声相求之前，我们没有音乐。我们的祖先是先有了五声音乐，然后才有五声相求的理论。以上的这个着眼点，是我们以后许多推演，研究的方法之一。 古希腊的毕塔格拉斯（Pythagoras 纪元前第五——六世纪人）依物理学、数学推演出的泛音原理，也获得了五度相生的理论，这个泛音五度相生的关系，成为西洋音乐的音阶、调，甚至于和声的理论骨干。 他是以弦为实验：发现一根弦之振动，除本身之振动外，其三分之二亦形成共振；这共振所得的泛音，即是我们所称谓的完全五度关系。 当然一根弦之振动，不只3 ：2之比五度泛音，也先有2 ：1形成的完全八度关系，及4 ：3形成的完全四度关系……。但在此这3 ：2的关系，却是音乐的发展上，形成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它是藉3、2之比：由do生sol，再sol的3、2之比生re……以此类推而得： do — sol — re — la — mi — si — #fa — #do……。 以同样的原理推延而得下五度： do — fa — bsi — bmi — bla — bre — bsol — bdo……。 西洋的音阶、调，乃至于和声都是由这样的泛音原理建立而成。 因此，毕氏的发现在西洋音乐理论中，是个重要的里程碑。 他的这个发现，无独有偶，是发生在世界的另外一方的古老中国，由我们的祖先所发现的同样的原理。我们称呼它为“三分损益法”。 三分损益法是记载在战国时代的古籍“管子”一书中，“管子”这本书是出自管仲之手，三分损益法记载在其中的“地员篇”。就时间来推论，管仲是战国人，应为纪元前第四世纪的时候。 但三分损益法虽是管仲的记载，但却并不表示是管仲的发现，至于是谁的创见，现在已不可考。因此，就此推论我们的三分损益法，至少是在纪元前第四世纪，或者是更早在纪元前第五世纪也未可知。 这样看来毕氏的理论与我们的三分损益法，在时间上不相上下。 而且我们也可确定，在那个时候，中西文明尚未交流，因此不可能是从对方学取而来，而是两者各自从物理学中的发现。 “三分损益法”是什么呢？是五声相求的方法，是与古希腊毕氏的3 ：2振动泛音的相同理论,而求出五声的方法。 在“管子”的“地员篇”中：“凡将起五音，凡音，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生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现在我们再依先人所留下的记载在这些方法中，回顾一次，以求领略其中的精髓。 首先我们先从“宫”这个音谈起： “以是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黄钟是定律的基准音，是首先决定这个音的频率，以此振动的频率为标准音去推演其它的各音。 小素：据张尔田在“清史稿乐志二”书中的解释是：白练，为熟丝所制成，以此丝弦发声。 “以是黄钟小素之首”，应当推断：黄钟所发的标准音是以熟丝所制的弦来发出的。 但此项解释是有待继续考证的，因我国古代所订的标准音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是以黄钟为准。的确是以铸钟定音而非以丝弦代替。（因铜的燃点低易溶易铸，故黄钟是以铜铸之。有一故事佐证：是因铜铸出以钟粗糙多孔，故“孟子”中记载杀牛以其血“釁钟”是指用牛血将钟之孔隙封密，以求得完美的声音。）这铸黄钟为基准音之事，各朝极为看重。我国各朝的确都在定律之前，先考据“黄钟”的频率，以求定出人以为吉祥的基准音。 而在此，却以“小素”来替代黄钟，定出基准音，确实有别于以后历朝黄钟之记载。但，在此处我们不妨以此视为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而制成的替代法，因黄钟铸出后不易增也不易减，即很难降低或升高其频率以调整其音高，因此连带的在三分的“损”或“益”上所求出的各音就不同了。因此，使用丝弦的替代倒是一项智慧的抉择。 不过在此，我们不必太追究以上的问题，因我们的着眼点是在于考据定音的原理，而非考据以什么物体来定音，故不再来追究这方面问题。我们的着眼点是：我们的先人依物理学的振动原理，以三分损益法求出的五声相生的方法。至于是钟、是弦，甚至是管或别样的物体均不是讨论的重点。 现在我们要继续看：“宫”(相当于西洋的do音)这个音是如何生成的： “先主以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 一而三之四，其中的“一”，是指先取一个任意的长度单位，然后再将其三之自乘四次： 1×3×3×3×3=81 合九九，也即是九九相乘得到81的积。 以上阐述了五声的开头的第一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