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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城结合“产城融合”是指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以城市为基础，承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业经济，以产业为保障，驱动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务配套，以达到产业、城市、人之间有活力、持续向上发展的模式。“产城融合”是在我国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相对于产城分离而提出的一种发展思路，是我国实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基本战略。“产城融合”或许是个新的理念，但对“产”“城”关系的研究与讨论却是规划界由来已久的话题。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全球资本的涌入及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浪潮，作为改革的“窗口”，经济开发区成为最早的“新区”，快速出现在大江南北。然而从那时起，“产”“城”关系就与开发区、“新区”建立起了“特定”的关联。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开发区也逐步由单一的园区形态向综合的城区功能转变，“新区”的类型也变得更加多元 ( 如大学城、科技城和生态城等 )，这也导致“产”“城”关系问题从早期的产业结构单一、功能结构单一问题 ( 如“卧城”“鬼城”“空城”现象 ) 向如今更深层次的外延问题 ( 如大量占地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农民工社会问题等 ) 转变。正是基于对“产”“城”关系不匹配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的反思，近几年产城融合正逐渐成为全新的发展理念，主导着国内众多地区的规划实践。以产城融合推动工业化、城镇化的互动发展一时间成为“新区”的转型法宝。弹性城市弹性城市( Ｒesilience City) ，也称韧性城市、包容城市或活力城市。弹性城市的理念，最早由加拿大知名生态学家 Holling 于1973 年提出。他指出弹性是指系统能够较快恢复到原有状态，并且保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能力［3］。Alberti 将弹性城市定义为城市一系列结构和过程变化重组之前，所能够吸收与化解变化的能力与程度［4］。国外弹性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生态弹性、工程弹性、经济弹性和社会弹性等四个领域［5］。弹性城市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规划理论，与该理论相配套的规划方法是情景规划法。技术路线主要是根据城市的外部环境，识别城市发展动力，构建城市不同冲击情景，调整或优化发展动力，提高城市应对不同冲击能力的规划政策，提升基础设施应对冲击的能力。海绵城市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每年有1000多万人进城，新建成的建筑相当于世界建筑总量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引进海绵城市的建设模式，我国的城市地表径流量就会大幅度增加，从而引发洪涝积水、河流水系生态恶化、水污染加剧等问题。海绵城市就像一块海绵那样，能把雨水留住，让水循环利用起来，把初期雨水径流的污染削减掉。海绵城市的本质是改变传统城市建设理念，实现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在“成功的”工业文明达到顶峰时，人们习惯于战胜自然、超越自然、改造自然的城市建设模式，结果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和生态危机；而海绵城市遵循的是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低影响发展模式。传统城市利用土地进行高强度开发，海绵城市实现人与自然、土地利用、水环境、水循环的和谐共处；传统城市开发方式改变了原有的水生态，海绵城市则保护原有的水生态；传统城市的建设模式是粗放式的，海绵城市对周边水生态环境则是低影响的；传统城市建成后，地表径流量大幅增加，海绵城市建成后地表径流量能保持不变。因此，海绵城市建设又被称为低影响设计和低影响开发（Low impact design or develop-ment）。（图1）邻避效应邻避效应（NIMBY, not-in-my-backyard“即不要建在我家后院”）本是环境学术语，指居民反对垃圾场或焚化炉盖在他们社区的现象，它是城市发展的衍生物，并随着城市化发展的加快而日益凸显。随着社会发展，这一概念外延不断扩展，除垃圾场、殡仪馆及核能电厂外，凡是对当地居民带来抵触情绪的公共设施都会带来邻避效应。参照台湾学者谭鸿仁和王俊隆、汤京平和陈金哲及翁伟达的观点，笔者认为，垃圾场、殡仪馆，核能电厂、火葬场等带来外部负公共性的邻避设施，不但对附近居民的生活、心理、荣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造成社会生态的不和谐，而且它所体现的利益分配结构的失衡，更会造成公民心理上的不平衡，受到民众排斥，造成公民心态的不和谐，由此滋生 “不要盖在我家后院”情结，若处理不当，会激发民怨甚至导致抗争活动，这一现象称之为邻避效应。楼宇经济楼宇经济是以商务楼、功能性板块和区域性设施为主要载体，以开发、出租楼宇引进各种企业，在楼宇内产生、发展，并集聚、衍生、扩散相关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以集约型、高密度、高效益为主要特点，并与城市功能相协调，是推进城市经济向“空间”和“高度”发展的重要表现。新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出现了中央商务区(以下简称CBD)热。由于CBD是一个城市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我国很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还达不到发展CBD的条件,因此,我国提出发展CBD的城市多,而现实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