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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研究与布迪厄的文化理论 作者：王岳川 以西方马克思文论为代表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和文化的社会批判理论，仅仅是作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源头和理论品格的一个参照系，并不是它完善发展的最终模式。在文学社会学自身发展过程中，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查德·霍伽特（Richard Hoggart），无疑起了重要的命名和理论阐释作用。可以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文化研究形成自己独特的基本理论话语，作出了积极的推进。 其后，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对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得思想贡献。尽管他七十年代才在学术上获得相当的影响力，比他的同学雅克·德里达要晚得多，但他在文化理论界一出现，就以其新颖独到的思想影响了整个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并对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思维论以及价值论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学术影响。 一 文化研究的命名和理论向度 1970年 出版的《当代批评》中，有一篇霍伽特的文章《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在这篇重要文章中，霍伽特阐释了自己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向度，即在高级文学和低级文学或大众文学的社会道德含义中解脱出来，不仅评价语言的大众文艺，如广告、电影或流行音乐，而且还会使人想到其它的一些现代传媒，反对那种在好的文学和坏的文学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的想法。 霍伽特强调，要将文学放在一种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去加以阅读，而这种阅读作为表述其文化意义的准备。他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将这种阅读文化意义的阅读称为价值阅读，而将仅仅从语言角度进行文学阅读的称为品质阅读。在霍伽特看来，品质阅读主要是抑制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批评，他们砍断了文学与社会广泛而深层次的联系，因此，作为一种纠偏，文化研究要重新恢复文学的社会文化网络，强调其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三重背景。 在他看来，审美因素是指那些为审美需要以及形式结构等因素所决定的特征；心理因素是指那些显然为特定作品创作个人所决定的特征；文化因素则主要是由某个时期特定社会中产生某部作品背景所决定的特征。前两个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要取决于最后的文化特征，而且彼此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这样，霍伽特就将文化研究的价值阅读上升到文学研究中的最终层面。他认为，在任何为了文化意义所作的阅读中，读者都必须从某种前题、选择活动、某种预先存在的判断出发，他无法避免地要作出隐含的或明确的价值判断，他可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文化介入，因此，文化文本价值阅读中的价值判断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意义上，价值阅读表明了文学是一种文化中的意义载体，有助于再现、表征文化信仰的对象物。 甚至可以说，一部作品就其文化意义而言，就在于破坏其所立足于其中的某种秩序状态，暗示出某种非秩序状态。作品要打破处身其间的社会秩序，以及赖以存在的艺术以外的任何其它的秩序网络，使文化意义通过直接体验作品，以及通过作品的观察角度而获得理解。就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影响着一个社会中所把握的价值特性及其把握的方式。只有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才可以真切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层含义及其价值向度。 当然，霍伽特也重视大众艺术或者是与高雅艺术相对的粗俗艺术，认为这种中等低级的或世俗的艺术，并未完全放弃其负载的文化意义，它们自己也同样存在某种层面的文化意义，甚至广告和电视等也同样具有引起人们关注的文化层面的意义。也应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之中。 总体上说，霍伽特的文化研究理论，以及他主持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文化研究从纯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作出了努力。他强调了文化的表达因素和表达性阅读的重要性，进而关注这种表达的社会文化的意义。因此，这样的当代文化研究是从严谨的文化文本阅读开始，并与其他多学科、跨学科理论携手并进，将文学美学引向更深入的社会理论与文化价值分析中，从而得出当代社会的意义解读。 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除了前面所说到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外，还有解构主义理论家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德勒兹和博德里亚(J.Baudrillard)。可以说，西马的激进思潮，使文化研究者认识到了激进话语维护文化经典的一些盲点，同时，又使其意识到解构思潮所具有中心颠覆性和边缘洞察性。就此而言，文化研究实现了三个转向：一是从经典文化转向了大众文化的研究，或从中心转向了边缘的研究；二是从文字载体的文化研究转向了影视、图象的现代文化的研究，使广告、绘画、建筑、影视、大众传媒、消费文化成为热门话题；三是从纯文学研究转向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性、差异性、社区文化、媒介文化、女性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等问题的审理。这种新型的学术研究转型，形成了关于性别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