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需要目标清晰的协调架构.doc

汪晖访谈：东亚需要目标清晰的协调架构 作者：汪晖 发布时间：2013-10-27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点击： 235我们自己的社会也同样存在着分化。政治的展开总是需要进入到一个社会内部去区分不同的态势和力量，寻求新的团结，进而明确新的目标。这也是我反复提及的重新政治化的目标。 　　近期东亚论述的变化趋势 　　《21世纪》：今天的东亚在世界格局中似乎越来越重要，比如有经济史学者认为，1945年之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东亚。这种重要性又似乎与朝鲜战争之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其衰落有深刻的关联。如何在世界变迁的格局中看今天的东亚发展及其问题?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在上个世纪后半叶，较早对东亚的未来作出新解释的，是提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们，如阿明、弗兰克和沃勒斯坦。他们不但重视经济，而且重视政治，这是因为依附理论及全球体系理论与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朝鲜战争、日内瓦会谈、万隆会议、越南战争、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到19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东方对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沃勒斯坦提出中心、边na缘和亚边缘的概念，与“三个世界”理论有密切关系。亚边缘概念有点像毛泽东说的中间地带，它不是纯粹的边缘，也不是绝对的中心。依附理论和全球体系的理论家在这一基础上解释东亚的经济发展。弗兰克和阿瑞基都是在这一理论脉络中展开他们的论述的，在经济史的脉络中，他们受布罗代尔的影响较深，比较注重贸易、金融的变迁，更加注重长时段的演变。弗兰克提供了从14世纪到18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中心的论述，阿瑞基主要从500年、1500年、5000年的世界史视野，探索亚洲世纪到来与美国霸权衰落相关联的历史进程。滨下武志的朝贡体系论述可以说综合了费正清、世界体系理论及日本的学术传统(如桑原骘藏和京都学派的某些因素)而形成的亚洲论述，从他早期的研究来看，与世界体系及依附理论的联系是很明显的。 　　这一脉络重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而伴随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政治结构问题让位于经济关系是很明显的趋势。沃勒斯坦早期研究非洲殖民史，他的世界体系理论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为中心的。在六七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人，不可能不关注殖民主义历史、民族解放运动和从万隆会议到70年代亚非地区发生的革命。毛泽东曾经用三句话概括了那一时期的“时代精神”，即“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政治上的主权独立、经济上的反依附，构成了学术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摆脱依附的问题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以阿明为代表，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另一种则拒绝将摆脱依附与脱钩理论相关联，我们从拉美和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和统一运动中可以看到这两种主张的消长起伏和相互渗透。 　　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冷战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联系。如果没有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万隆会议的召开也是难以想象的。但伴随社会主义体系的崩溃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衰落，1990年代兴起了一波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调的全球化浪潮。这个新的局势不但促进了自由主义往新自由主义方向的发展，而且也改变了左翼思想的脉络，例如印度的第二代庶民研究不再以农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以反思后殖民条件下的民族国家及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面临的问题为主要任务。在东北亚文化研究的圈子中，这一断裂也很明显。我认为基本的趋势是用帝国范畴取代帝国主义范畴——针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将问题设定在中心—边缘及亚边缘的关系中，诉求主权独立、去除经济依附，而所谓“去帝国”的斗争却不再以此为中心目标，因为在新的思考框架下，支配关系不再局限于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之中，而是在新的全球—区域及民族国家的内部关系之中了。这一分析构架上的偏移和重构因应了全球化、区域化的新趋势及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抓住了新的霸权形式的某些特征，但又难以说明东北亚地区的霸权构造与冷战构造的连续关系。在历史叙述上，将十九世纪晚期之前的中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作为帝国范畴的延续形态，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但仅仅在旧的帝国主义范畴内解释亚洲区域内的关系，显然已经不够了。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有几个现象促使人们去理解东亚尤其是东北亚的问题。一是从70年代开始的日本崛起，一是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逐渐展开，再就是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快速积累之后，以改革开放为契机的经济腾飞，以及由此展开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浪潮。目前整个东亚区域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已经非常高，仅中、日、韩三国的GDP总和已经占据全球GDP的24%，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洲经济圈三足鼎立，在人口数量上远超后者，而且在一些工业和新技术的运用方面也赶超欧美。1999年，我去霍普金斯大学参加由阿瑞基主持的有关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