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学术展览体制与审美现代性构建.doc

中国书法的学术展览体制与审美现代性构建 2011年07月05日 　　展览机制的勃兴是随着近代社会的发育而逐渐形成的。它产生于中世纪西方的沙龙艺术繁盛时期，是作为现代城市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现代艺术审美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和表达机制，而且也是艺术和艺术家摆脱体制依附和官方地位而获得自己独立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手段。最为重要的是，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展览已经成为现代公民社会表达公共空间和公共平台的一种重要社会表达方式和艺术制度，展览的公共表达性质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和艺术的公共化而越来越突出。 　　尤其是在当代语境下，艺术展览已经成为艺术家、艺术品与公共社会接触和沟通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而且，在现代社会，展览也已成为艺术批评家对艺术文本和艺术家进行艺术批评的几乎唯一标准，艺术家要获得批评家和社会公众的认可，几乎只有通过展览这一形式来实现。 　　艺术展览制度使得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展览制度的到来让视觉化的艺术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中国书法即在传统语境与现代语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传统艺术与视觉艺术的碰撞中徘徊。尤其是在19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书法群众性运动的展开，书法展览已经成为当代书法发展和生成机制的一种重要制度，而西方艺术展览的非官方性和中国书法展览的准官方性构成了当代书法学术展览机制的一大矛盾。那么中国书法在现代展览体制下，如何进行其自身语言和表达机制的转换？如何进行其现代性构建？书法展览如何获得其自身的学术机制的构建？这是当代书法和学术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代书法展览机制的勃兴与中国现代书法运动 　　“运动”一词基本上是在近代社会才开始大范围适用于艺术领域的。在艺术领域，古代中国基本上没有运动的性质，即使是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古代的艺术运动，那也是小范围的文人或艺术家群体的活动，比如东汉末年以士人群体为主的“太学生运动”、明代中叶的“文学复古运动”、明末的“东林党运动”等等，而且这些运动大多局限于文学领域或者是文学家所发起的政治运动，与书法、美术并无多大关系。古代的书法和美术，基本处于业余状态，而且其影响也仅局限于圈子内的文人，普通社会公众因为身分、地位、专业知识结构、教育背景等种种原因，并不能接触到书法、美术二科，故未有专业之说，自然也形不成“运动”之气候。而近代社会，随着西方艺术展览制度之传入，传统艺术与社会公众发生了关系，艺术之影响力逐渐扩散至普通民众，因之方有艺术“运动”之产生。 　　可以说，中国书法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开始其现代运动的。但是，展览之引入，并不等于就直接产生了书法运动。展览引入之初，其对书法之影响力也仍然较小。只有等到1980年代中国书协成立之后，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运动才逐渐产生了。彼时，中国书协的成立，其实融含在了几个大的背景之下：一是政治意义上的，即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二是经济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三是文化社会意义上的，文艺复兴，百家争鸣。由此开启了美学界关于美学的大讨论，在书法领域则表现在关于书法美学及书法本体论的大讨论，学术空气空前活跃，使得“书法”被广大群众迅速所认识、接受和认可。而这些主要是中国书协这个专业性机构的推动。尤其是1980年代初—1990年代末期，中国书协组织举办了种类繁多、学术层次高低不同的书法展赛和书学讨论会。这些展览赛事和书学讨论会，一个最大的意义即是使得书法被广泛普及和提高，书法第一次获得了专业性的社会认同。书法家可以依靠书法平台而获得生存，并在学院逐渐被纳入一个正式的学科进行学术研究和教学。这一阶段，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即是，书法展览的频繁举办和书法的大规模普及，使得书法的群众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群众性书法运动”便由此出现。 　　“群众性书法运动”的出现，使得书法从原有的文人书斋中走向了社会和公众，并第一次获得了其现代性意义。书法的文人性被消解，而其公共性和社会性价值开始凸现。也就是说，作为传统文人日常社会生活表达的书法被解构了，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展览和纯艺术审美的视觉性的书法。 　　历史学家金观涛认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中古文明长期处于一种超稳态结构的状态。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和许倬云也基本持同样之观点。金氏所表述的这种“超稳态结构”是由一个庞大的文官官僚体系所决定和支撑的，官僚体制和文官群体既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皇权，同时也支撑着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固，而文官官僚群体的稳固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国的文化体系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这就在两个层面对中国书法史产生影响：一是使得中国正统的文人书法史在晚清以前处于稳固统治地位，因为文人传统始终未得改变；二是使得文人书法形态始终没有被抛弃，保证了书法的文人化特征。当然，这所有的状况，在社会进入晚清以后都发生了彻底改变，原有的文化体系崩塌，以文人和士人为主导的帖学书法史被颠覆，书法家从原有的文人群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