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doc

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即中国奴隶制问题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讨论以来，至今已有80余年。80多年来，史学界围绕此问题及与之关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及“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聚讼纷争，至尽尚无定论。争论时间如此之长，彼此分歧却如此之大，一方面是对中国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的分歧，另一方面即使承认中国经过或没经过奴隶制社会，对其性质的认定、划分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现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80余年来的讨论进行回顾，以从中获得一些教益。 一 对上古史的研究，自春秋战国以来，已逾二千多年了，其依据的基本史料，据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主要包括《尚书》、《诗经》、《春秋》、《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大体而言，汉代以来对上古先秦史的研究基本分为两派：今文学家用阴阳五行、五德终始说划分古史，推原古代学术的微言大义；古文学家则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制度方面去研究。清初及乾嘉年间，对先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料辨伪，如阎若璩和惠栋对《古文尚书》的辨伪，终于完成了这一疑案的断定。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今文经学兴起。今文经学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达不在孔子所述的尧舜，而在诸子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康有为甚至认为上古茫然无稽，孔子所描写的尧舜时期的文化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宣传手段而已。自康有为提出上古茫然无稽，中国的上古社会究竟是何种形态？它走的是怎样一条发展途径？这个社会的性质是什么？等等问题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我国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史学界，曾存在过信古、疑古、释古等三派史学思潮。“信古”相信一切传说古史，不敢怀疑。“疑古”派以顾颉刚等青年史学家为代表，既接受了西方进化史观和实证史学的影响，又继承了中国固有的疑古传统，大胆怀疑古史神话传说，后来又扩展到关于《尚书》、《诗经》、《周易》、《论语》、《老子》、《庄子》、《荀子》等书的辨伪与考证，其主要成果体现在《古史辨》。论证结果表明，诸如“三皇”、“五帝”等名词多为伪造，并非信史，盘古、天皇、地皇亦非其人，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等至多也是社会进化的代表符号，因而打破了神话传说古史系统，在全面考证史料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 1898年1899年之交，殷墟卜辞的出土，为古代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直接资料，一些学者利用甲骨文、金文与古籍相印证，开始了古史的重建工作。罗振玉多年从事甲骨文、金文和其他文物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刊布，为先秦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而王国维将甲骨文的研究运用到古史上去，提出了“二重证据”的历史方法，先后撰著了《古史新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书，解决了中国古史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对于认识长期以来被神化了的上古历史具有极大的开创意义。特别是王国维提出了“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的著名观点。这一切，正如郭沫若所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的业绩为出发点了。”[2]（P8） 郭沫若在罗振玉、王国维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有关理论，最早提出殷周之际是中国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观点，掀起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而其中的重点之一是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有无之争上。 二 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即中国奴隶制问题的讨论可以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正处在十字路口，而“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P633）中国社会的现状是从过去历史发展来的，“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2]（P6）于是发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一开始就同现实政治斗争紧密相联，是由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引发出来的论争。 大革命失败以后，郭沫若到日本避难。在旅居日本期间，他潜心研究古文字和中国古代史。1930年，出版了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中国学者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提出殷周之际是中国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观点。他说：“商代的社会应该还是一个原始公社制的氏族社会，至少应该是这种社会的末期”，而周代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2]（P19）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问世，在史学界，在广大学术思想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由于作者对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缺乏认识，因而不免“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4]（P357）在材料处理上，“主要由于材料的时代性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