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奖励，社会过程和统计上的幼稚对中国城市社会中不同教育回报.docVIP

市场回报、社会过程和“统计至上主义” 谢宇 吴晓刚 统计学是一个有效但也具有潜在风险的分析工具。二十多年以前，已故的Otis Dudley Duncan（1984）曾警告过我们关于“统计至上主义”（statisticism）的危险，即“将做统计计算等同于做研究，天真地认为‘统计学是科学的方法论之完备的基础’，迷信存在着能评价不同实质性理论之优劣的统计公式。”长期以来，Duncan的警告仅被理解为是针对那些做定量分析的社会学研究者的。然而事实上，对于定量研究的读者，即使是他们当中比较谨慎的人，Duncan的这一警告同样也适用。 在我们早些时候的研究中（Wu和Xie，2003），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市场真的有回报吗？”我们强调的是市场部门中的劳动者具有的潜在的异质性。通过使用工作经历的数据，我们将他们分成了两种类型：“早些进入市场的人”和“晚些进入市场的人”。我们考虑到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将“早些进入市场的人”和“晚些进入市场的人”放在一起，哪怕他们每个群体都和“留在国有部门的人”具有相同的教育回报率，也很有可能导致市场部门中教育的回报率看起来比在国有部门要高。我们主要的经验结果表明，“晚些进入市场的人”，而不是“早些进入市场的人”，能够享受到比“留在国有部门的人”显著更高的教育回报。这一结果也被Jann（2005）的研究所证实。 Jann的评论主要是认为我们的数据并没有足够的统计效力（statistical power）能把对“早些进入市场的人”的教育回报和对“晚些进入市场的人”、“留在国有部门的人”的教育回报区分开来。应该承认，他的上述批评在技术层面上是成立的，尽管只是在狭隘的有关“原假设显著性检验”（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ce testing）的统计范式下成立。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这一统计范式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比如，Cohen，1994）。它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在于：只要数据充分，任何差异都必然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已故的John Tukey（1991）对这一范式曾有如下说法：“统计学家们惯于提出一个错误的问题，并且乐于用谎言（经常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去回答这一问题。他们问，‘A和B的作用是不同的吗？’；然后，他们乐于回答说‘没有不同’……[我们知道]，对于任何A和B而言——在一些小数位上——A和B的作用总是不同的。” 我们不同意Jann的根本之处，并不在于统计方法在技术上正确不正确，而是在于统计方法应该怎样应用于社会学的研究当中。我们坚信统计方法在指导研究时不应该和所关注的实质性问题分开。Jann对我们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批评之所以误入歧途，恰恰是因为他的批评仅仅局限于统计方法本身，而缺乏对实质性研究问题和其背后社会过程的理解。正如我们将要揭示的，这使得他对“早些进入市场的人”和“晚些进入市场的人”之间差异的检验，与我们研究的实质性问题毫无关系。 平心而论，Jann并不是唯一掉入“统计至上主义”陷阱的人，因为“统计至上主义”在当前社会学中如此普遍，以至于它常常导致定量研究变得毫无吸引力。Jann的评论体现出了一个普遍存在于做定量研究的社会学者中的倾向，即，依赖于程式化的统计检验，而不是实质性的知识。因此，我们愿意借此机会，为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总结一条普遍经验：只有对社会过程有实质性的理解，统计方法才能够产生富有成效的研究。 从根本上讲，Wu和Xie（2003）的研究只是描述性的。我们通篇都强调了这一点，不断地提醒读者说，将事实上具有异质性的劳动者作为一个群体可能是有问题的。虽然我们对“市场化本身‘导致’教育回报率提高”这一流行的看法提出了质疑，我们从没有试图将我们的统计分析超越描述性研究的范围。在描述性研究当中，只有当存在足够的统计效力的时候，正式的统计检验才能够增进我们的理解；当缺乏有效的统计信息时，应由实质性的知识而非正式的统计检验来主导我们的判断。 在Jann的评论中，他把我们所讨论的三个群体，“留在国有部门的人”、“早些进入市场的人”和“晚些进入市场的人”当作是完全对称的组，就像在实验条件下看到的控制组和对照组那样。通过这一处理，他借用了通常在方差分析（ANOVA，常常和试验设计联系在一起）中用到的多组比较的方法。然而，由于我们处理的是观察数据，我们关心的是由社会过程造成的组间异质性和组内异质性。在我们看来，上述三个群体的收入机制是由一个累积性的历史过程产生的，而这一历史过程无疑是非对称的（见图1）。因此，这三个群体的收入机制在分析中也应该按照非对称的来处理。像Jann那样将这三个群体当作是在三个实验条件下来比较，不但不合适，而且具有误导性。 图1：中国劳动力市场上转型过程示意图，1978 - 1996 在图1中，我们描绘了一个关于受访者类型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