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前期张佩纶与李鸿章谋划近代海军之研究.doc

光绪前期张佩纶与李鸿章谋划近代海军之研究 姜? 鸣 这一时期，清朝政坛经历了由恭亲王奕訢主政到醇亲王奕譞主政的交替，而在此期间极为活跃的政治力量“清流”，也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转变。 在这个历史时期，“清流”与海军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未见研究成果。以往谈论“清流”，大多使用《花随人圣盦摭忆》、《梦蕉亭杂记》、《翁同龢日记》、《越缦堂日记》等笔记日记，谈论的多是军机处内“南北派”的斗争。这些材料，虽然不乏精彩之处，但仅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一个局部，尚不足以反映多维的历史真相。比如说，“清流”代表人物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与军机大臣李鸿藻、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真实关系，就一直没有予以清晰的揭示；对于张佩纶乃至“清流”重要人物都参与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几乎毫不知情。自然也就无法探究晚清政局中的许多秘密。 台湾学者高阳曾在《同光大老》之《杀贼书生纸上兵》一节中说：“有一点铁样的事实，似乎研究近代史的人，尚未谈过(不敢肯定，读者中倘知有人谈过，千乞见告)；此即李鸿章早就选定了张佩纶为衣钵传人。这一个念头，甚至在张佩纶获严谴后，亦未放弃。”[1]近年来，笔者致力于李鸿章、张佩纶关系研究，从两人通信中发现大量新鲜而重要的内容，为学术界从未关注和研究的，在2002年修订版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笔者曾作部分披露。这里，进一步介绍李鸿章、张佩纶在建设近代海军时的交流、探索和付诸的行动。[2] 一、张佩纶与李鸿章关系的渊源 “清流”是晚清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一般认为，在甲申年（1884年）以前，一批在翰林院、詹事府供职为主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工具，议论时政、搏击权要。这批人，以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宝廷、黄体方、邓承修等人为代表，奉北派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领袖，在参奏之前常有谋划，搏击中互相声援，形成一股能量巨大的政治势力，对光绪朝前十年的政局，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 研究者也几乎一致地指出，“清流”的见解或搏击，每常有个人或团体的利害恩怨纠葛其中，没有严密的组织与共同政见的标举。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集团中的朋党，几全是缺乏严密组织的概称，是以能否以现代所谓“党”或“政党”的明确性来检视历史上的朋党，是大有疑义的。”[3] 传统认为，“清流”政治观点趋向保守，不太熟悉国际事务，但“清流”中坚分子，比如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等人物，其实并不迂腐，在策略应用上甚至更加生猛和不择手段。他们不仅奉李鸿藻为圭臬，与封疆大吏李鸿章、左宗棠，也有广泛的接触，建立起深厚的人脉关系，甚至在许多重大事件中互通信息，协同行动。在这些活动中，各人之间，并无所谓“清流”派系的约束。人们注意到，这批言官，因尚未掌握国家机器运作实权，对于老派官僚的颟頇、庸碌、腐败，极为不满，他们采用的主要武器是撰写奏章，但在实际中，他们还运用自己掌握的上层信息，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中，为实权人物出主意，搭关系，作斡旋，以图介入政治和军事谋划，从中实现人生抱负，同时寻找自己的出路。这部分作用，往往为后世研究者忽视。作为“清流”主要代表人物，张佩纶就是晚清政治舞台上的一位写弹章和作策划相结合的青年精英，通过对他与李鸿章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加深对“清流”的了解。 张佩纶，字幼樵，号篑斋、绳庵，直隶丰润县人。其祖父张灼有二子：印塘、印坦。印塘字雨樵，嘉庆己卯科（1819年）举人，曾任浙江各地县官。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题补温州府知府，旋补授安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因盐务督缉出力，经两江总督陆建瀛保奏，奉旨交部从优议叙，兼署安徽按察使。二年任云南按察使，三年改任安徽按察使，同年被革职，四年病逝于徽州。[4] 印坦字信斋，曾任江苏丹阳知县。印坦子张钧，字泽仁，江苏华亭知县。张钧有二子，即张寿曾和张人骏。人骏在清末官至两江总督。 印塘人生的最后几年，一直在安徽与太平军作战。他与回乡办团练的李鸿章结下了友谊，后来，鸿章在为张印塘撰写的墓表中说：方江淮鼎沸，独君（印塘）与鸿章率千百羸卒，崎岖于忧攘之际，君每自东关往来庐州，辙过予里舍，或分道转战，卒相遇矢石间，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相互激厉劳苦。余谓古所传坚忍负重者，君殆其人。[5] 印塘死时，佩纶年仅6岁。其后，张家流寓杭州。同治九年（1870年），佩纶22岁，赴京参加秋闱，中举人。次年连捷进士。授庶吉士。十三年七月，佩纶娶大理寺卿、曾多年担任领班军机章京的朱学勤之女朱芷乡为原配夫人。光绪元年（1875年）升翰林院侍讲，次年署理以原衔充署日讲起居注官。年底开始上奏言事。三年起，因奏“谨献升袝大礼议折”及“昭穆位次片”、“考证异同片”而声名鹊起，张之洞因此而与他订交。[6]又上“请广开言路折”、“请禁内监演戏片”主张听取批评，肃清贪腐。又奏“扼要筹边宜轨久远折”，谈新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