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作家造就永恒的城市”.docVIP

“伟大作家造就永恒的城市”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Jean Marie Gustave Le Clezio），是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与莫迪亚诺、佩雷克并称为“法兰西三星”。 　　在近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勒?克莱齐奥是一个异数。他的作品没有那么鲜明的政治性，并不经常涉及独裁、流亡、后殖民等诺贝尔奖喜闻乐见的主题，相反呈现出纯文学的种种特征――就像2008年瑞典评审委员会的评语，他的作品“有诗意般的神秘”，探索“当代文明掩盖下的人性”，标志着“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交融”。 　　勒?克莱齐奥人如其文，优雅、浪漫、迷人。身高1米90、穿着考究的他出现在8月中旬的上海书展上，一开口便倾倒众生：“我非常喜欢今天上午上海下的那一场大雨，它让街边的树仿佛沐浴在幸福之中。” 　　我是作家，不是政客 　　凤凰周刊：在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你之前，你不算是一位太有名的作家。当瑞典人打电话通知你的时候，你感觉意外么？ 　　克莱齐奥：非常意外。我本人没有手机，当时的电话是我夫人接的。她跟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凤凰周刊：全世界的媒体也很意外。尽管你在世界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你和略萨、奈保尔、帕慕克等人不太一样，似乎不太符合诺贝尔一贯的“口味”。 　　 　　克莱齐奥：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够“政治性”吧？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还是挺激进的。我第一部作品《诉讼笔录》，讨论的就是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但是，随着年岁渐长，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今年我已经71岁了，早就明白自己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政客。 　　凤凰周刊：这和法兰西的文学传统可不太一样。 　　克莱齐奥：不错，法国作家在政治上的作用众所周知。像伏尔泰、卢梭、博马合、卡佐特、安德列这些法兰西的文学前辈，给后人留下了一种不朽的人权姿态，这种姿态使后来的很多作家在政治的生活中成为一种行动者，并因此有了“文学介入现实”的主张。但是这么一种运动，或者说是一种斗争，已经慢慢地消减、松散了。 　　凤凰周刊：你的意思是“介入文学”已经过时了？ 　　克莱齐奥：是的，萨特、加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想今天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解决不了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不公的问题、战争的问题、经济萧条的问题等。正如葛兰西所说的，文学只能伴随着事件的发生，作家所能做的只是揭露问题，同时不得不忍受那些不公、战争、萧条，甚至有时候成为那些问题的工具。事实上，作家和任何其他人又有什么差别呢？他除了参与到日常生活，又做得了什么呢？毕竟，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世界。奥斯卡以一种非常尖锐的幽默表达了这样一种疑问，他说：“文学根本就是一无是处。” 　　凤凰周刊：这种说法真是令人沮丧。 　　克菜齐奥：哈哈，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也可能只是因为我比较软弱吧。像萨特、加缪，他们是政治的代言人、勇敢的行动者，而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把自己比喻成一面鼓，事件发生的时候，会在我身上造成某种振动，我的写作就是表现我受到的振动。我这面鼓不是用来宣战的，只是用来敏感反映这个世界的。 　　凤凰周刊：你在政治上不那么激进，是不是和你生活的环境有关系？毕竟，你是当代法国的、衣食无忧、创作自由的作家，而不是生活在土耳其的帕慕克，生活在南非的库切，或曾经生活在齐奥赛斯库统治下的赫塔?穆勒。 　　克莱齐奥：你说的也有道理。我承认我生活在一个让我感觉幸福的环境中。我拥有令我满意的自由，我可以按照我的喜好进行文学创作，这让我觉得没有必要做一个斗士。 　　文学解释人类的存在 　　凤凰周刊：既然你主动背离了“介入文学”的传统，那么请问，在你看来，作家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写作的源动力在哪里？ 　　克莱齐奥：我想，文学是一种人在合乎逻辑和不合逻辑之间的世界的一种真实的联系，这种关联是人类基本欲望的一种。自它的存在之日起，文学，包括神话、传说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试图以理性来解答人类所感受到的、与自然环境的一种关系。它的存在是为了将我们与生命的未来建立起一种连接。因为人类懂得生命的力量，因此会通过文学而为生命承担起某种责任。 　　凤凰周刊：这番话充满哲学的意味。我是否可以将之归纳为，文学是用来解释“存在”的？ 　　克莱齐奥：我可以说得更简单点。举一个例子，乌托邦。用文字构筑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是许多作家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在任何时代，作家都会思索人类的存在，并想象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合乎理想的存在状态。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斯威夫特在小说里虚构了一座完美的都市，在那里马取代了人的地位;托马斯?摩尔创造了理想之城，在那里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教义成了一种现实;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幻想自由与文明的城邦，在那里，女人永远美丽，而且做爱不息。 　　凤凰周刊：这种对乌托邦主题的青睐可以适用于全人类的文学发展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