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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莆田 　　今天，许许多多的制度缺陷乃至社会冲突等，也都因此被简单地还原为地域因素，就像把这些问题还原为中国民族性，并无多大分别。而莆田人这个地域标签，便承受了这样一种还原主义的认知负担。 　　我自己，几乎也从这样一种简化却不无偏见的认知开始的。对普通福建人来说，莆田人的口碑一直就不算好，有一句俗语叫“好男不娶福州女，好女不嫁莆田男”，大意是说前者娇气、懒惰、市侩，还有败家，跟闽南和闽西的女子普遍勤劳、善持家、善待公婆有很大分别，而后者则说莆田男性往往过于精明、喜欢以小博大又不肯吃亏的意思。 　　可以想见，这样的地域名声，对那些单身在外的莆田男来说是多么的不公平，常常就听过身边的莆田籍朋友抱怨，又被女朋友的父母歧视了云云。幸好，当我十几年前娶进莆田籍太太的时候，她和她的家庭并没有嫌弃“泉州大男子主义”的我―也是另一个地域标签。然后，透过她的家族、同学和城市，便有了对莆田人十几年的近距离感知。 莆田人怎么讨海、讨世界 　　人们喜欢给莆田人贴标签。其实不独对莆田，整个福建或者东南沿海一带均不得免。在“莆田系”引发众怒之前的30年，1980年代初，是晋江陈棣村的假药案。之后，是属于同一个文化圈的浙江温州劣质鞋。而今，晋江早已成为著名体育用品品牌的代名词，成为制鞋、成衣、食品的制造中心，温州的发达更无需多说。 　　莆田却至今仍然陷在大规模生产假鞋的陷阱中难以自拔，而各镇、各村也各自为战，倒是诞生了不少近乎民营医院一般的行业垄断，如木头进出口贸易和加工、红木加工，这些也都只是村镇级别的“特色行业”，与民营医院出自忠门、东庄两镇的情形如出一辙。 　　回溯至传统社会，不独莆田，整个福建商人都因操“鸟语”、着“皂袜”而迥异于其他地方。莆田方言又是其中更为殊异者，与北邻福州、南边闽南都难相通，陷入了双重的语言孤岛一般的语言隔离。福建三面环山与他省隔绝，自成独立小流域，且可耕地少，仅有东面面对太平洋，每年季风季节可顺黑潮南下，这也是福建传统出海、下南洋的原因之一。在这种隔离于外省、隔离于中国主流社会的地理条件下，人们自古以来便有两条人生道路：读书出仕，或者，经商移民。也因此产生了、并且不断再生产着精英与草根阶层两套平行价值观体系。 　　前者，如传统科举考试中，福建籍进士和状元比例都占全国前茅，莆田籍又占其中最多，他们是所谓传统社会形态中所谓儒家价值的承担者。时至今日当地书香门第还是颇受尊重，各地、各行均有莆田学子的佼佼者，应该明显超出人口比例许多。在老城和乡间保持完好的深宅大院门楣上都能看到各种加封、官爵名号，而几乎所有无论新旧独栋民居上，也能看到浓厚的尚学、耀祖遗风。 　　但另一方面，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任一贩夫走卒都堪称人精，长于生计，在艰难讨生活、讨海、讨世界的日子里追求着家族财富和地位上升。这可以解释莆医系的最初动力;也可以解释长乐、福清的底层阶级自1980年代开始的偷渡浪潮;或者闽南农民们1970年代刚刚开放集体经济就纷纷从事所谓“投机倒把”，包括走私，赖昌星只是其中之一;也可以解释福建自明、清海禁以来从未断绝的下南洋、经商风俗，以至于清末的广州十三行除了一家皆为闽商。莆医系和福建其他地方的平民们不过是在1980年代的改开时代重新开始了一个中断许久的原始资本主义进程。 　　不过，对后者，也就是莆田的草根阶级或者泛泛意义的莆田人来说，这种资本主义的伦理观到底是什么，并且如何与精英意识相融通？这才是莆医现象中最有趣的，如莆医与公立医院的“合作”、走上层路线等等。这一点或许可以用标准的政商庇护关系模式来分析，却容易忽略吾乡吾土的草根主体。否则，很难理解，相比温州人在欧洲、福清长乐人在北美经常表现的狭隘地域观与当地商业伦理的紧张，莆田人在东南亚、在欧洲或北美鲜有类似的伦理冲突。 福建莆田，东庄镇一乡间豪宅前演出的木偶戏。 莆田“孤岛”的形成机制 　　近年来，欧美的人类学者对莆田的研究发现，莆田存在着相对特殊的泛神崇拜，作为莆田家族乃至地域认同的强力纽带和网络。或许能够解释莆田资本主义模式的内卷化，即家族伦理至上，并排斥国家与社会主流的价值。换言之，莆田人对血统关联的重视超出平常许多，对家族和家族利益的强调也可说是至高无上，几乎就是当地唯一正确的民间“宪法”，可以超越大众或社会伦理乃至法律。 　　同时，这些家族伦理却是由许许多多神祗在保佑。他们通过祭拜各种神，不仅获得安慰，而且扩展着家族和地域的时间与空间，形成了广泛却密集的地域认同关系，也就是莆田人的世界观。如丁荷生和郑振满对莆田以及新加坡等地的文化-地理信息分析所得出的发现，莆田乡间普遍存在着所谓“仪式联盟”，平均每个村庄有3.2个血统家族，同时4 .8个村庄结成一个祭拜的联盟，每个村庄平均拥有3.6间庙宇，有的多达18间;而每间庙宇平均供奉着4.01尊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