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汗”不同角色的抉择.docVIP

“父”与“汗”不同角色的抉择 　　摘要：努尔哈赤首先立嫡长子褚英为“太子”，但因其心胸狭窄而遭到四兄弟和五大臣的联合反对，并由此失去乃父对他的信任：当努尔哈赤出征乌拉，决定令褚英留守，并派其他子嗣对其进行监督，褚英因此心怀不满，遂做出了诅咒乃父的恶行，事泄后被囚禁于“木栅高墙”之中。不过，努尔哈赤并没有立刻将褚英处死，而是经过两年多的深思熟虑之后，才最终做出处死褚英的决定，这是努尔哈赤作为父亲希望保留父子之情和作为君汗难容褚英危害“国政”思想斗争的结果。对于继任“太子”代善，努尔哈赤包容其在“布扬古事件”中的越权，“大福晋事件”中的礼法之失和“住房事件”中的不顾孝道，然而努尔哈赤的迁就使代善越发骄纵，并对“国政”构成威胁，遂在“硕托出逃事件”中，努尔哈赤一反常态，没有按照其意愿来处置硕托。努尔哈赤对于代善由迁就到否定的变化过程，正是父亲爱子，但其子借此越权给“国政”造成威胁后的反映。 　　关键词：努尔哈赤；太子，褚英；代善；容忍；发作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努尔哈赤先后立有褚英和代善两位“太子”，以作为汗位的继承人。但是，两位“太子”皆因故而被废黜汗位继承权，致使努尔哈赤晚年不得不采取“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来治理国事，并且规定日后新汗的产生要经过和硕贝勒的推举才能确立其合法地位，这成为努尔哈赤晚年权力继承模式构想的重大转变。学界关于努尔哈赤“太子”兴废的研究，主要是从一位“太子”的视角进行切入，①较少关注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从而忽视了努尔哈赤作为父亲对于“太子”过错的容忍和作为君汗对于“太子”罪恶的难容，这两种共存的错综复杂的内心矛盾。 　　一、首任“太子”褚英 　　褚英首先被努尔哈赤立为“太子”是因为，在努尔哈赤众多的子嗣中，褚英是努尔哈赤第一位大福晋佟佳氏所生的第一个儿子。[1]8966因此，论身份，褚英是嫡子；论齿序，褚英是长子，也就是儒家政治文化中最适合继承权力的嫡长子。不过，相较于中原正统王朝对于“太子”身份地位的强调，努尔哈赤更看重的是褚英在军事征战过程中所立下的赫赫战功。 　　褚英初露锋芒是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是时，褚英与巴雅喇、噶盖和费英东等人“领兵一千”往征东海女真安楚拉库。此役，共攻克“屯寨二十处”，而其他屯寨也尽被招服，“获人畜万余”。回师之后褚英被乃父赐予“洪巴图鲁”的称号，[2]可见褚英首次出征即得到了努尔哈赤的肯定。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东海瓦尔喀部斐优城因不堪忍受乌拉部的苦虐，“乞移家来附”，[3]并恳请努尔哈赤“往接”，努尔哈赤遂“令弟舒尔哈齐与长子洪巴图鲁贝勒、次子代善贝勒，与大将费英东、扈尔汉等率兵三千往斐优城搬接”，乌拉为了阻止建州的“搬接”，遂“发兵一万截于路”，[2]但是却被打得大败而归：乌拉兵“尽弃器械牛马而走”，[4]“如天崩地裂”。[5]回师建州后，褚英因“遇大敌率先冲击”而被努尔哈赤赐予“阿尔哈图图门”美号，[6]3“译言‘广略’”。[1]8966 　　万历三十六年（1608）三月，努尔哈赤又命褚英、阿敏“率兵五千，前往围攻乌拉宜罕山城”，此役不仅攻克其城，而且“斩千人，获甲三百副。”[6]5与以往出征时，褚英或跟随巴雅喇、或跟随舒尔哈齐的角色不同，此役，褚英是被任命为第一将领而进行军事征伐的。 　　由于褚英身份地位特殊，加之军功卓著，遂被努尔哈赤任命为“委以政”。[1]8966但是，此后的褚英却越发骄纵，以至于做出了“结怨于所擢用之身同父汗之五大臣，使之彼此不睦”，并“施虐于聪睿恭敬汗爱如心肝之四子”的越格之举。于是四兄弟和五大臣“商议”后，向努尔哈赤上告，褚英因此受到了乃父的严厉批责。[6]20褚英遭到四兄弟和五大臣的集体反对，是其“想趁父汗在世时，逐渐削夺他们的财富和权力，以便巩固自己的储位”[7]的急躁之举所导致的。由此，努尔哈赤失去了对褚英信任：在万历四十年（1612）九月，努尔哈赤第一次亲征乌拉时，“命留其同母弟古英巴图鲁贝勒（代善――笔者）守城”；翌年正月，第二次亲征乌拉时，努尔哈赤又“命其二弟莽古尔泰台吉、四贝勒（皇太极――笔者）留守”，[6]22以防止意外事情的发生。褚英因未能参加征讨乌拉的战役和逐渐失信于乃父而心生怨恨，遂做出了更为危险的举动：诅咒乃父出征乌拉时，为其击败，并在“被击败时，我将不容父及诸弟入城”的叛逆想法。[6]22事泄后，努尔哈赤“欲杀长子”，但是又怕诛杀长子会造成以后诸子“引以为例，故未杀之”，只是将褚英“幽于木栅高墙内以居”，[6]23两年多后，“皇长子洪巴图鲁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英薨”。[3] 　　二、继任“太子”代善 　　褚英死后，代善成为当然的“太子”。②代善之所以能够被选作“太子”，是因为其生母亦是努尔哈赤的第一位大福晋佟佳氏，即代善是褚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