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调琴师于快：不只是听觉训练.docVIP

人物：调琴师于快：不只是听觉训练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于快说自己有时候并不觉得如此，在欧洲的制琴工厂他感触很深的一点是，“人们会觉得，发出来的声音才是真正跟心灵相通的”。 于快在检查钢琴的琴槌 　　几年前，于快看了一部纪录片，是罗伯特?瑟毕斯（Robert Cibis）和莉莲?法兰克（Lilian Franck）导演的《我为琴狂》，拍摄地在德国和奥地利，主角是一个叫史戴芬?克努佛（Stefan Knüpfer）的钢琴技师。于快看的时候“哭得不行”，这样的描述在他并不多见。在聊天的过程中，于快一直语音轻柔、面带微笑，看上去是一个平静而不易激动的人。那部纪录片本身也毫不煽情，平实而克制地记录着主角的工作。“它让我想起我工作时的那些经历。”于快说，“觉得拍得那么体贴，我能从中找到很多属于我自己的情绪、状态。” 　　准确说来，于快的职业是国家大剧院里的“键盘技师”，不过身边的朋友同事还是习惯地管他叫调琴师。之所以是键盘技师而不是钢琴技师，则是因为于快不仅仅要调试大剧院里的钢琴，还要负责管风琴和羽管键琴的调音――与国外的分工精细不同，2004年于快刚刚进入大剧院后，整个剧院在好几年内都只有他一个调琴师，只好触类旁通。他个子不算高，走路的时候微微低着头，留给大家的最深印象就是总拖着一个黑色的箱子在音乐厅和琴房之间走来走去，那是他的工具箱，装着调音钢条、调音锥、扳手等各种各样的工具。见到他的时候，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刚刚结束，最繁忙的5月过去了，接下来的6月也并不清闲，随着大剧院的演出越来越多，他的工作日程也总是排得满满当当。不过他倒已经处之泰然，甚至觉得一天不调琴反而不太习惯了。 　　于快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钢琴调律专业，他也喜欢调试钢琴，往往一天调试下来“心里觉得很充实”，不过最开始来到大剧院时，他要面对的却是学习一个庞然大物――管风琴――的调律，直到今天，这也是一件苦差事。这种诞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乐器之王”体量巨大、音色多变，必须根据音乐厅的结构量身定制，因此从来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座管风琴。它像是嵌在音乐厅里的一座恢弘的城堡，自身也成为建筑的一部分。10年前在中国，管风琴几乎是凤毛麟角的存在。国家大剧院向德国约翰尼斯?克莱斯家族定制的管风琴从2006年开始安装，直到14个月后的2007年11月才安装完成，而于快在此期间的主要任务就是跟随德国厂商方面的工作人员合作，学习管风琴的调试技术。为此他自学德语，也虚心向德国方面的工作人员请教。于快坦言，管风琴的基本调试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难，因为它体量庞大，因此并不像钢琴调律那样精细，相形之下可以说是“简单粗暴”，是一种大体量、高强度的作业。管风琴有很多气室，这些气室内被压缩而震荡的空气是管风琴发出声响的来源。调琴时，于快需要横卧在地上，打开管风琴气室的阀板，逐个检查。“调钢琴的时候，零部件之间的关系、距离是以毫米甚至零点几毫米来计算，但管风琴可能就是以几毫米乃至厘米来衡量。”国家大剧院的管风琴有6500根音管，又分为簧管和哨管，每次音乐会之前都要调音，于快都要在这个三四层楼高的“建筑”里爬进爬出，仔细检查调试，往往需要花上一周的时间。“管风琴的调音跟你的理解力、悟性关系不大。一个普通木工花上三五个月的学习就知道大概应该怎么做，但是它对你的体力、耐力、耳力都是考验。”因为管风琴的声响巨大，在调音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损伤听力。“它是透支你耳朵的一个过程，最终就是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力。” 　　日常工作里，于快更多面对的还是钢琴，在大剧院演出过的270多位钢琴家，于快为其中200多位调过琴。“经常是要和弦轴较劲。”虽然调音准只是调琴师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但于快发现到头来这却也是特别难的地方，因为关键在于除了调音准外，还得让音准能够比较持久稳定。“为什么很多有音准感的人比如钢琴家调不了琴，就是因为他调完之后可能弹几分钟就又跑音了，而有的人调完以后弹几个小时也不会跑音。用这个扳手去拧弦轴，可不是单纯调弦的松紧，得看你怎么分析弦轴。弦轴露出来的部分只是三分之一，底下还有三分之二这么长，调它的时候你需要让它整体运动起来，能感觉到下面也在动，你得通过手上的力度和技巧让它处于稳定的状态。”这种掌握靠的往往是经验的积累，对钢琴的熟悉程度，被问起这些年来摸索出了什么窍门，于快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于快给管风琴调音 　　然而调试钢琴并不只是调准音高这么简单。每次调琴前于快首先要检查的就是琴床上的六个平衡轨，它们决定了琴床的状态稳定与否。于快很强调对钢琴材质的认识，因为最终影响钢琴声音与触感的就在于选材，而只有了解了这些材质的特性，才可能根据他们的变化做出合理的调整。虽然现在也有一些钢琴的零部件是用塑料的材质制造，但是好的钢琴还是由木头和金属做成――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