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微先生，我人生路上的指路明灯.docVIP

何微先生，我人生路上的指路明灯 　　今年是何微先生诞辰100周年，我想写点文字，以彰何先生之道德文章。在何微先生担任武汉大学教授、新闻研究所所长期间，我曾担任先生的助手约三年多时间。那时，我刚20出头，在何微先生身边工作，聆听教诲，完成了我青年时代从懵懂到清晰的转换。回忆往昔，各种场景，历历在目。 　　真正的共产党人 　　何微先生南下武汉时，已近七十高龄。1984年，何微先生孤身南下，来武汉大学创办新闻系，出任新闻研究所所长和名誉系主任，开始了新闻理论探索、新闻教育事业的新的征程。 　　我刚留校不久，做了一年多系团总支书记工作。一天，系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让我去做何微先生的工作助手。说心里话，这一年多的学生管理工作尽管我也做得得心应手，但总是不很安心，我以为在学校工作，就应该去做教学，做研究。而且，父亲从小给我灌输的观点是“人生朝露，学术千秋”。领导做这样的安排，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一方面是何微先生身边需要人手，另一方面，也暗合我的向往之心。第二天，就去新闻研究所上班了。 　　每天早晨，我先到收发室拿到当天的报纸和杂志，9点钟准时送到何微先生家中，和先生一起打扫一下房间，然后，先生便倒上两杯酒，和我坐而论道。先生谈他的工作设想与研究心得，谈对目前新闻改革的看法，让我读哪些书，听哪些课，收集哪些资料，当然也谈他的过去，谈他的新闻从业经历。 　　何微先生告诉我，刚解放，他作为山西日报社的军代表，是挎着抢、带着副官去上任的。二十出头，他渡过黄河，上了抗大。抗大毕业后，组织让他去当县长，他却选择去做记者。我问他：“打过仗没有？”他说，战争年代，后方也是很危险的，要随时转移，晚上要急行军。有一次，在转移过程中，他的腿上还中了一枪。他的老部下，当时的武大新闻研究所的副所长桑义??教授告诉我，何微先生那个时期写了大量的新闻和报告文学作品，有些作品入选了中小学课本。他小时候读的课本中，就有何先生的作品。 　　何先生说得最多的，是在新闻实践中对党性原则的坚守。他认为，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事业发展中尤其需要坚持不殆的基本原则。党性原则与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相一致的。 　　在生活中，何先生非常的俭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尽管在“反右倾”与“文革”中，他受到了各种打击与迫害，但赤子之心不改，对党的忠诚不变。何先生在“文革”晚期主持陕西日报社工作期间，由于对党报纸本质的认识和把握，《陕西日报》没有作过违背党的基本原则的报道，受到陕西省委的高度评价。上世纪80年代，正是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也是“文革”刚过，万物复苏，各种思潮蜂拥而至，很多的年轻人都处于迷惘、困惑之中。我也有彷徨、懵懂之感，总觉得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从小所受教育与现实中看到的和听到的有很大的不同。从何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高贵的品格，看到了理想中的共产党人和现实的一致。我与我的同事谈到对何先生的感觉，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也坚定了我对党的信念，1987年，我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闻改革的探索者 　　何微先生尽管年事已高，被誉为“红色新闻战士”，但时刻关注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变化与发展，思想一点也不保守僵化，不故步自封。一到武汉大学，他设立了一个宏大而又现实的课题――“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研究”，并开展了持续两年的调研活动。何老将新闻研究所的人员兵分两路，由研究所副所长桑义??老师带着我，南下广州、福建、上海等地；何微先生则带着另一位同事魏丽老师，到北京及北方其他新闻单位，进行实地考察。 　　这次调研活动，让我大开眼界，给了我一辈子难忘的记忆。 　　我随桑义??老师首次深入地接触新闻事业第一线的学人与采编人员，让我见识了当时新闻界威名赫赫的《羊城晚报》的总编辑许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王中教授、《文汇报》的总编辑马达等前辈的风采，感受了社会转型中各新闻单位改革开放所做的探索。当时，广州珠江广播电台被誉为“中国新闻改革的先锋”。这个媒体对新闻的观念与新闻的功能在实践中，做了系统地探索。传统的观念认为，新闻只有宣传和教化功能，其实，这是对新闻的一种误解。因为，新闻也具备信息传递和娱乐等其他的功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们对整个节目进行了整体的变革，同时让节目主持人和听众互动。珠江广播电台由此在新闻界刮起了一股新风，让媒体人与学人们对新闻传播有了新的认识层次。 　　考察活动非常辛苦，天气非常炎热，一听访谈就是三四个小时。我每天认真做访谈记录、录音，有时疲倦了，就用笔尖刺自己的大腿。尽管非常辛苦，但非常充实与兴奋。桑老师说，要将访谈整理的文本，在学术刊物系列发表出来。遗憾的是，1987年，由于我参加湖北省讲师团到恩施山区支教，就没有参加课题的后期工作。 　　与此同时，何微先生积极探索新闻教育的改革与新闻科学的构建。记得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