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儿童救助组织调查报告.docVIP

民间儿童救助组织调查报告 从20世纪80年代起，境外的民间组织逐渐进入我国，开展困境儿童的救助工作。在此后的二十几年里，境外和本土的民间儿童救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日益深入地介入到政府管理和百姓生活中。但是，我们对这一新生事物并没有系统的认识和了解：如今它们的发展状况怎样？面临着怎样的困境？需要进行哪些调整和改进？“民间儿童救助组织调查”课题组对民间儿童救助组织进行了一次专门的调查研究。调研组深度访谈了北京的9家民间儿童救助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并通过网上查找资料和电话采访对全国其他地方的民间儿童救助机构进行了解。 一、民间儿童救助组织的现状 1．民间儿童救助组织的注册情况 总的来说，我国救助儿童的NGO的注册登记情况比较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无法统计其确切数量的原因。其注册情况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民政注册、工商注册、不注册。 2．民间儿童救助组织的内部机构设置 从内部结构看，我国救助儿童的NGO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内部并没有清晰的部门分工，大小事情均由发起人或负责人决定。很多儿童村就属于此类，如北京市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其目前仍然是个人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张淑琴作为创办人，同时也是太阳村的最高领导，拥有对各种事项的决策权。另一类具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和健全的部门设置，各部门之间具有较为细致的分工。这主要是一些比较著名的，发展较早的机构。如北京智光特殊教育培训学校，在决策机制方面，学校成立了理事会，由学校的中层领导组成；理事会还吸收了两个家长以及一个意大利的康复专家作为顾问。理事会每周召开校务会议，商讨总结本周的工作。对于一些重要决策往往由校长首先提出方案，然后由理事会的成员做出补充，最终由理事会形成决议，其决议过程基本上遵循民主原则。 3．民间儿童救助组织的发起人。 很多救助儿童的NGO都是其发起人奋斗多年、呕心沥血的结晶。有些发起人本人就是被救助儿童的家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爱心和责任感使他们去关注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如星星雨的创办人田惠平女士就是一个孤独症儿童的妈妈，为了填补国内孤独症儿童救助领域的空白，为了帮助这些孤独症儿童，她放弃了大学老师的职业，一心投入到星星雨的建设中来。她学习德语出身，并且在德国学习过公共行政管理学。凭借良好的语言沟通和表达能力，再加上北京的地域优势，在难以获取国内资源的情况下，田惠平以国外NGO作为星星雨的主要资助来源。 西丽儿童福利中心主任，被称为“爱心妈妈”的渠宏，她的儿子是重度残疾，而她自己又患上了癌症。接连的厄运并没有把她击倒，为了让与自己儿子一样的残疾儿童能够得到特殊的教育，她辞去了总经理的职务，忍着病痛，四处奔波租房子，筹集资金，终于成立了西丽儿童福利中心。残疾儿童有学上了，他们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和教育，但是渠宏却由于过度劳累，治疗不及时，2005年2月1日，46岁的她永远闭上了眼睛，留下了她未尽的爱心事业。 大多数发起人是因为看到了弱势儿童需要帮助，才萌生了建立一个机构来帮助这些弱势儿童的想法。 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张淑琴女士曾是警界一级警督，也当过陕西省监狱局《新岸报》副总编。工作期间她了解到有许多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无依无靠，于是10年间，她在陕西、北京等地创办了4个儿童村。4个儿童村已收留罪犯子女400多名。从太阳村出来的孩子无一犯罪。 甲登·络绒向巴是四川省甘孜地区的一位活佛，他所主持的吉祥大金寺是当地藏传佛教黄教三大寺之一，历史悠久，影响甚大。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活佛的私立免费学校于1994年10月1日正式成立。 李丹现为东珍纳兰儿童心理研究所所长，曾经是河南省东珍艾滋孤儿学校的校长，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天文学系。2003年7月毕业后，李丹毅然放弃学习了7年的专业，在离双庙村一百多公里的河南商丘市区的一座寺院里，利用几间闲置的旧房，创办了“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她与同事一起从双庙村接来20多个艾滋孤儿，这些孩子成为该校的第一批学生。为了将救助事业进行到底，李丹又在北京创办了东珍纳兰儿童心理研究所。 4．民间儿童救助组织的经费来源 我国儿童救助NGO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以某个企业或其他营利组织为其资金来源，如中华蓝天儿童村衡水孤儿院以经营果园为主要收入来源；专门救助女孤儿的邢台春蕾学校，是以春蕾企业集团的资助为经济来源的。但是，由于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与NGO的非营利性的本质相矛盾，所以这种组织只占极少的一部分，而且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忧。如沧州阳光儿童村刚成立时，负责人苏玉祥有自己的企业，但当厂子倒闭以后，儿童村就陷入了困境。 二是依靠社会捐助，包括国外的捐助和国内的捐助两部分，这是大多数儿童救助NGO主要的资金来源，其中对境外资金的依赖尤为普遍。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主要接受域外的组织和个人的捐助，特别是香港明爱基金会的长期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