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都之恋张我军.pptVIP

亂都之戀─ 張我軍 109 8號 簡家瑜 重要貢獻 經歷 1902年10月7日，張我軍出生於台北縣板橋市，原名張清榮，字一郎。他自幼喪父，家境清苦，生活十分困難，因此，從板橋公學校畢業以後，就到鞋店去當學徒，進入新高銀行當工友。 1921年，他隨林木土調往廈門創設分行，在工作餘暇，跟當地一位老秀才攻讀中國文學，並且改名為「我軍」。 1923年，廈門新高銀行分行結束營業，張我軍前往上海和北京，同時加入「上海台灣青年會」，對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暴政予以聲討。 1924年4月6日，他在北京寫了（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在「台灣民報」發表，文中嚴厲批判沈浸於吟風弄月，無病呻吟的台灣舊文人。十月下旬，他回台北擔任台灣民報漢文版編輯。又發表了一篇譏諷性更強的文章《糟糕的台灣文學界》，這篇文章引起了舊詩人的反擊，正式揭開台灣「新舊文學論戰」的序幕。對於日後台灣文學的發展影響深遠。 經歷 1925年，張我軍出版了台灣第一本新詩集《亂都之戀》。使台灣文人知道除了體例嚴格的古詩以外，也可以用白話文寫詩。 此時台灣的文學詩社仍盛行做些有形無骨，似是而非的詩詞，蜷縮於平仄駢律的伽鎖中。首先對台灣的舊文學發難抨擊的人就是張我軍，他引進介紹中國的白話文新文學，豎立起台灣新文學的大旗幟，隨後更引發了一場激烈的新舊文學論戰。 1926年，他考入私立中國大學國學系，前往大陸求學，次年插班轉1926年，他考入私立中國大學國學系，前往大陸求學，次年插班轉入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後，由於日文造詣良好，留在母校教授日文，並且兼任其他大學的日語教師。此後十餘年，張我軍致力於教學、翻譯和創作，在各方面都獲得良好的聲譽。 經歷 張我軍在這場新舊文學論戰的筆墨官司中，仍陸續發表了《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批評連雅堂反對新文學卻又不知道新文學是什麼；《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指稱台灣舊文學是中國舊文學殘存的孽種，文中介紹中國的文學革命，解說胡適的「八不主義」及陳獨秀的三大主義的意義；《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駁斥台灣文壇所盛行的擊缽吟為「詩界的妖魔」。此外，尚有《揭破悶葫蘆）、《文學革命運動以來》等數十篇文章。 張我軍除了極力批判台灣舊文學之外，並在「台灣民報」上介紹大陸作家的作品，且以「一郎」為筆名，附記該位作者的生平及重要著作，以幫助讀者了解並加深印象。此外，他更主張「白話文學的建設、台灣語言的改造」即欲把台灣人的話統一於中國語，並出版了一本小書《中國國語文作法》，由此可想見，其祖國情懷之熱烈，這是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一般台灣青年常懷有的民族情懷。 經歷 張我軍從事日文教學之後，編著多本日文書籍，有《日語基礎讀本》、《日本語法十二講》、《高級日文自修叢書》、《現代日本語法大全》、《日語基礎讀本自修教授參考書》、《高級日文星期講座》、《日文自修講座》及《標準日文自修講座）等書，皆由人人書店出版，此外，並主編《日文與日語》月刊，是民國以來，國人創辦的第一份研究日文的期刊。 民國25年（1936年），日本軍閥對中國的野心愈來愈熾烈，戰事似乎一觸即發，張我軍受邀擔任社會局秘書，辦理對日本交涉的事務，當時日本軍人氣燄囂張，張我軍總能用他流暢的日語和明晰的理智，解決困難 經歷 1946年，張我軍攜家帶眷回到闊別二十年的台灣，先擔任「台灣省茶葉商業同業公會」秘書，主編《台灣茶葉》季刊，共發行三期，發表了《山歌十首》、《採茶風景偶寫》、《在臺島西北角看採茶比賽後記》、《埔里之行》等文章，開始細細地發掘他的家鄉的可愛，平實記載著他的所見所聞。 直到1955年11月，因肝癌過逝。張我軍的晚年生活平舊，但似乎有點鬱鬱不得志之感，故洪炎秋先生才做《懷才不遇的張我軍兄》一文。 政治主張 1.台人應認識政治以自我防衛: 張我軍發表政論文章，代表了他是相當注重政治的，只是立場互異，意見不受重視，讓他氣憤地表示他的目的不在於對政府當局有所提議，「因為對那班人說話，充其量，亦猶對牛彈琴而已耳。」他視談政治為一種正當防衛，認為人生活在社會上，「日日都不得不受政治的干涉，就是你不找政治，政治也要來找你，所以為正當防衛計，不得不偶談一談政治。」因此人生活在政治中，即使不一定要積極參與政治，對政治也必須有所認識，難以置身事外，這是張我軍的政治態度。 政治主張 2.治者當尊重民意: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首在尊重民意，滿足人民的需要。惜台灣身為殖民地，言論自由每被壓迫。一九二五年七月，張我軍發表詩作〈弱者的悲鳴〉便是最深的體悟，他觀察到「民意和當局的施政方針…明白地背道而馳，…三百數十萬的台民，必定不得不為民意和官權衝突的牲，…」所以特針對此種現象提出抨擊，認為「沒有尊重言論的政治家一定失敗」，「不顧民意逆施倒行的施政，而說能造出善政，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