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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首都”奠定持久抗战基础 题记：?1938年6月打响的“武汉大会战”，在中国的抗战史上属于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战线拉得最长、战争规模最大、时间持续最久的一次战役。 尽管四个月后，武汉弃守，中国腹心之地落入敌手，但是抗战还在继续，汉口租界内中日双方斗智斗勇。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没能实现，武汉抗战让整个抗日战争转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为持久抗战作了充分的准备。这准备是如何做到的，其意义又是什么？ 本期长江商报“抗战特刊”，我们试图为读者呈现波澜壮阔的武汉抗战史，探访大潮风涌下的租界变迁，解密中苏联合的对日空战，追思武汉籍将军的英烈忠魂。 “七七事变”后，蓄谋已久、装备精良的日军把猛烈的战火烧向中国内陆，先后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为了加快击溃中国军队的步伐，日军进一步把爪牙伸向了广大的华中地区，气势汹汹沿长江流域向西而来。九省通衢的武汉成为日军垂涎已久，磨牙吮血，欲想一口咬下的肥肉。此时，“保卫大武汉”成为抗日战争的核心所在。 日军的狂妄叫嚣?VS?国共的紧密合作 事实上，早在1937年7月17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领》，确定侵华战争的两步战略，第一步是解决华北问题；第二步则是攻打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摧毁南京国民党政权，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从根本上解决中日间的问题。在取得初步军事优势后，狂妄的日军叫嚣道，“争取10天占上海，3周陷南京，1个月逼近武汉，3个月内亡中国。” 日军认为，汉口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楔子”，捣毁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逼使国民政府投降或逃往重庆，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政权。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中国方面出动120万人马，超过中国军队总数的60%；日方投入兵力41万，除在日本本土留驻一个近卫师团外，所有兵力都投入到中国战场，海陆空齐头并进，为攻占武汉倾注全力。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武汉，已成为实际上的战时首都——1937年10月20日，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只是象征性地迁走了辛亥元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重要人员都到了武汉，武汉成了实际上的战时首都。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除在延安的毛泽东外，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明等主要领导人都聚集到了武汉。国共两党外的“三党三派”领导人也来到武汉，各国驻南京大使馆也主动搬迁到武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这国有四大银行的总部也转移到武汉。这一阶段，武汉可谓云集天下豪杰，民众的抗日救国情绪不断高涨。 武汉时期，蒋介石接受了周恩来“军队要做政治工作”?的建议，开始在军队设立政治部。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做副部长。周恩来积极邀请从日本回来的郭沫若担任文化宣传厅厅长，文化领域内的名人被广泛邀请过来，组成“名人内阁”，当时成立了十个抗日文化性质的协会，在武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 “冼星海组织了音乐汇演，在武昌体育馆（今阅马场），数万人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直唱到晚上，打着灯笼坐船渡江到汉口，与从汉口中山公园出发的人到江边码头会合。”毕生研究武汉大抗战历史的专家袁继成对长江商报记者介绍说，周恩来、郭沫若还坚持举办“七七献金”活动，在武汉设七个献金团，每个团都由一个著名人物主持，参加的有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王明的夫人孟庆树等。 “华中里和联保里的妓女都积极响应，当时的报纸打出了‘商女亦知亡国恨’的标题。这就是持久抗战的思想基础。”袁继成解释道：“在武汉形成了一种新局面，那就是以国共两党的团结为主，建立了包括全国各个党派、团体、民族、阶层、信仰、海外华侨的统一战线，是全面抗战的高潮。毛泽东评价此时蒋介石的政策为，对外积极抗战，对内比较开明，有民主的气象。”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并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两大纲领基本相同，说明政府与百姓、军队、地区、党派，都统一在了抗日救亡的大目标下，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最进步、最民主、最发展的时期，这是武汉抗战为全面抗战奠定的政治基础。” 战时经济大转移：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北平、青岛被日军占领后，当地所有的工业成为日军以战养战的资本，国人见此情况后无不捶胸顿足。国民政府退到武汉后，担心会重蹈覆辙，立刻把上海两千多家工厂搬迁到武汉。但一时找不到建设厂房仓库的地方，又没有重新启动工厂的资金，“武汉、上海的工厂只能继续往大后方撤退，这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与西方不同，英法的工业不比德国差，他们只要保证40万人撤走就可以了，物资装备可以不要。我们不光人要撤退，工厂物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