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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在初职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及变迁? 李 煜 内容提要 初职地位获得是社会分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通过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展示了文革后三个时期城镇家庭背景对子女初职获得的影响及变迁。研究发现，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相同的教育资质下，职业地位的获得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在文革以后，非体力阶层家庭后代的优势表现为“跳级”和“保底”效应。其成因是什么我们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家庭背景 初职地位获得 教育资质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它不仅是对不平等状况的描绘，还涉及社会不平等格局的形成过程。由于社会的“分层化”过程，是社会筛选机制的运作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成员被筛选分类并“安置”到不同的社会位置上，赋予不同的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教育体系就扮演着这样一个“分类机”的角色（Spring 1976）。 教育的筛选分类是指，教育体系根据学生的才能和表现，分流到各级各类的学校进行培养深造，对应地为社会不同的职位提供合格的劳动力和人才。教育的筛选分类功能是否能有效实现，既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筛选分类和教育培养的“产品”是否合格；而在从学校到就业的过程中，社会能否做到“人尽其材”，更是教育体系能否正常发挥作用、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有学者认为，人尽其材最主要的指标就是教育成就与获得工作之间的关联性程度。即如果一个人的教育成就越高，其职业地位就越高。因为在一个理想的劳动力市场中，雇主根据求职者的资质、能力作挑选。基于竞争的压力，雇主自然希望得到对职位最合适的雇员。而教育文凭是申请人资质、能力最主要的信号和体现。如果一个社会越是能够人尽其材，其教育与职位之间的关联性就越高。这一点，因为不涉及工作经验等其他因素，所以在初职获得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这样一个以绩效竞争为原则的劳动力市场中，求职者的出身和家庭背景是无足轻重的，雇主关注的是“看他能干什么”而非“看他是谁”（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6）。而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从来不是完美的，它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从代际流动的角度看，家庭背景不但影响着孩子的教育获得，也影响着孩子就业的机会和职位的高低。本文试图展示的是，在文革以来的三个时期，家庭背景对子女的初职获得过程的影响模式有何差异，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和讨论。 从学校到工作：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教育成为社会分层过程的“分类机”，这是工业革命后社会的重大进步。传统社会的分层过程，其主要逻辑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直接继承；而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教育体系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在向上社会流动的绝对机会增加的同时，不同家庭背景出身的孩子其相对机会也日趋平等。这代表着在社会的分层过程中，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的作用下降，个人能力、教育等自致性因素作用的上升（Blau Duncan 1967；Treiman 1970）。 即便如此，社会现实离流动机会均等的 “开放社会”理想还有很大差距。于是，社会学家从分层过程的两个主要环节——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着手，试图分析分层过程本身的不平等根源及家庭背景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第二个环节职业获得是分析从学校到工作（初职）的就业过程（From School to Work）。分析的关注点，以社会流动分析的术语，在于所谓“教育－职业地位”关联问题。具体而言，是分析个体的职业地位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获得的教育水平，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在现代，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地位的关联是相当强的：接受正规教育程度越高，其职业地位、收入也越高。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地位高的职位需要才能和经长期训练的人来担任（Davis Moore 1945）；另外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中，教育成就（文凭）实际上为雇主提供了一个评估应聘者才能和专业训练程度的依据（Spence 1974）。 过去四十年的研究结论可以简单小结为四点：首先，学者们发现在工业化社会，代际地位传递主要是通过教育获得间接传递，但在同样教育水平下，家庭背景仍然对其子女的初职地位有着重要影响。其次，地位直接继承的主要模式是生产资料（土地、产权）的继承；第三，对于无产权的阶层，父辈社会地位越高，子代获益越大，其职业地位越高。当然对这种作用机制的认识仍然未能完全达成共识，不同学者分别强调的主要有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一些心理学因素等方面；最后，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体制下，家庭背景作用的大小和方式存在差别。具体而言，各国或各不同历史时期，优势阶层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过程的影响程度和模式存在明显差异。 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改革以来，家庭社会地位对子女就业过程的影响模式是怎样的，特别是1992年后劳动力市场逐渐确立之后，这一影响模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由于研究主题是从学校到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