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尼哥与元大都雕塑艺术.doc

阿尼哥与元大都的雕塑艺术 周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元大都（之后为行文方便，将大都城建成前后的地名，都称呼为大都）开始动工兴建，至元八年（1271），正式定国号为大元。随着元朝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以及宏大的大都城的建设这一过程，大量异族、异域人士包括蒙古、畏兀儿、哈剌鲁、唐兀、吐蕃、回回、钦察、高丽等入居内地与大都。空前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其中尼泊尔人阿尼哥对元大都的文化尤其是建筑、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阿尼哥及其“西天梵相”对元大都雕塑艺术的影响 阿尼哥（1244—1306）是尼泊尔（古称尼波罗国）人，“幼敏悟异凡儿，稍长，诵习佛书，期年能晓其义。同学有为绘画粧塑业者，读《尺寸经》，阿尼哥一闻，即能记。长善画塑，及铸金为像。”（《元史》卷二〇三《阿尼哥传》）所谓《尺寸经》，应该就是《佛说造像量度经》，该经规定了佛教造像的量度标准，是绘制、塑造、铸造佛像的必备工具书、参考书。可见，阿尼哥幼年即开始学习佛经以及造像的相关工艺，这为他成年后成为一名出色的建筑师、画师、雕塑师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命令帝师八思巴在吐蕃建造黄金佛塔，征召尼泊尔工匠，尼泊尔准备派出80名工匠前往帮助修建，但是没有合适的带队人选。时年17岁的阿尼哥毛遂自荐，对于众人疑虑其年青，他说：“年幼心不幼也。”八思巴一见阿尼哥，对其非常欣赏，命其负责建塔工程。佛塔完工后，八思巴没有同意阿尼哥返乡的请求，而是极力邀请他入朝，并为其剃度，收其为弟子。忽必烈接见阿尼哥之后，对他也很赏识，但是对于他的工艺技能还不是特别放心，于是命令其修复明堂针灸铜像。这一针灸铜像是从南宋所得，经年岁久而遭到损坏。由于铜像工艺的复杂，一直没有人能够将其修复。至元二年（1265），历经四年的工作，阿尼哥铸成了新的针灸铜像，“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元史》卷二〇三《阿尼哥传》）至此，阿尼哥初步奠定了他的工艺大师地位。 至元十年（1273），阿尼哥被任命为诸色人匠总管府的总管。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派人将阿尼哥的家眷接到大都，全家得以团聚。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命令阿尼哥还俗，授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事。实际上成为了元朝的总工程师。到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阿尼哥去世之前，他始终活跃在元朝重大工程建设的第一线。终其一生，他负责的大型建筑工程共有“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宫一”。（元?程钜夫1275）元廷专门在诸色人匠总管府下设了梵像局、出蜡局负责这项工作。延祐三年（1316），两个机构升格为梵像提举司、出蜡局提举司。两者各有分工，前者“董绘画佛像及土木刻削之工”，后者“掌出蜡铸造之工”。（《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也就是说，凡是绘制、泥塑、木雕的佛像，由前者负责；凡是铸造的佛像，则由后者负责。阿尼哥作为诸色人匠总管府总管，当然负有领导之责。另外，将作院下设有织佛像提举司，负责织造佛像，阿尼哥作为领作院事，同样有领导之责。 由于阿尼哥来自尼泊尔，他塑造或领导塑造的佛像融合了尼泊尔、藏地因素，形成了所谓的“西天梵相”艺术风格及流派。藏传佛教艺术研究者熊文彬认为：“元代宫廷的‘西天梵相’艺术是指在‘西番佛像’即藏传佛教艺术的基础上融合内地和尼泊尔艺术因素而形成的一种宫廷藏传佛教艺术流派。”（《元朝宫廷的“西天梵相”及其艺术作品》上，《中国藏学》2000年第2期铸黄金为太子安西北安王印金银字海青圆牌内廷大鹏金翅雕尚巨瓮尚尚尚巨瓮?时期》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8页）将“内廷大鹏金翅雕尚巨瓮内廷大鹏金翅雕尚巨瓮尚巨瓮?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刘正奉塑记》）为此塑像的艺术设计，刘元颇费了一般精力。最终魏征的画像给了其创作灵感，塑像才得以完成。由此，也可见刘元艺术创作地严谨、认真。 与刘元同时代，年长于他的还有一位雕塑大师刘銮，其生平事迹不是太清晰，因而后世多将他们混淆。今北京城内府右街北口有一条很小的胡同——刘兰塑，又叫刘銮塑胡同。就是这一现象的体现。胡同内原有元代天庆观旧址，天庆观神像的塑造者同样有刘元、刘銮两种说法。随着岁月的流逝，保存至今的刘元的作品可以说一件都没有，有的研究者认为山西省晋城市玉皇庙的二十八宿神像是刘元的作品，但这只是猜测，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 居庸关云台——元大都雕塑艺术的代表 元大都的雕塑作品，除了渎山大玉海外，还有一些摩崖石刻、佛像以及民间的石狮等小型雕刻。另外一件足以反映元大都雕塑艺术魅力的大型作品就是居庸关云台石雕，它也是元朝藏传佛教雕塑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件。 居庸关云台坐落于昌平区南口镇北的居庸关关城内，是元代大型过街塔的基座，塔早已无存。过街塔始建于元顺帝至正二年（13